朱颖

2020年底，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在中国对外关系处于复杂多变的形势下，谈判成功标志着中欧关系朝着回暖的方向发展。

2021年5月30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冻结”中欧投资协定，标志着中欧关系趋冷的开始。中欧投资协定落入被“冻结”的命运，是中欧乃至中西方政治对抗的结果。

第一，冻结中欧投资协定的直接诱因，是中欧围绕新疆问题的相互制裁。今年3月22日，欧盟批准对涉及新疆问题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虽然外界认为，欧盟对中国的制裁是象征性的，此举显示欧盟对价值观的重视，但经贸关系依旧在约束欧盟对华政策。同一天，中国宣布对10名欧洲议员和学者以及四个机构实施制裁。

中欧相互制裁令中欧关系恶化，中欧落入不可避免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所固有的冲突陷阱。欧盟制裁中国的背后推手是美国，但不等于说是美国迫使欧盟制裁中国。美国为对抗中国，利用新疆问题大做文章，是国际社会渲染新疆问题的始作俑者。与美国拥有相同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欧盟，不得不在新疆问题的道德制高点上作出与美国一样的反应，同时，也是对拜登政府团结西方盟友的一种回报。

中国面对欧盟的制裁不得不作出反应，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必然的选择。尤其在当下的中国，在“东升西降”“中进美退”“时与势在我们一边”“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和“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的前提下，中国采取反制裁措施是必须的。

欧盟预料到中国会反制裁，但没有料到，中国报复性反制的是欧洲议员、学者和机构，这与欧美制裁中国的涉事官员大相径庭。加上冠病疫情和香港问题等诸多敏感话题，欧盟舆情对中国的不满集中爆发，中欧关系趋向恶化。时间不到一个月，欧洲议会“冻结”了中欧投资协定。这一“冻结”成为中欧关系恶化的节点。

第二，投资协定成为欧盟报复中国的替罪羊。欧盟对中国实施制裁反应强烈，就此开始威胁中欧投资协定的审议通过。3月22日，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副主席居拉（Winkler Gyula）在一份电邮中说，“鉴于欧盟与中国关系今天的最新发展，尤其是（中方）令人无法接受的制裁”，欧洲议会决定取消原定星期二（3月23日）就签署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举行的一个审议会。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尔（Josep Borrell）说：“中国非但没有改变政策，解决我们的合理关切，反而再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措施令人遗憾且不可接受。”欧洲议会主席萨索利（David Sassoli）也同声谴责，并说北京此举“会有后果”。那位被中国制裁的德国籍欧洲议会议员彼蒂科菲尔（Reinhard Bütikofer），将中国对欧盟的制裁措施形容为“荒谬”。他强调，欧洲议会将会回击，“没有我们欧洲议会的批准，欧中之间就不会签署什么协议”。

欧盟委员会5月5日发表声明指出，欧中投资协定将取决于政治形势的发展，投资协定虽然有助于调整与中国的不对称关系，但不能接受中国对欧盟议员的制裁。欧盟的声明明确地把投资协定与中国取消制裁挂钩。“协定的批准程序不能孤立于广泛意义上的欧中关系演变。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对多位欧洲议会议员和一个委员会的报复制裁措施是不可接受和令人遗憾的。协定被批准将取决于局势的演变。”

中欧投资协定文本受质疑

欧盟在表达对中国不满的同时，开始质疑中欧投资协定文本。彼蒂科菲尔授权波兰国际事务协会，对中欧投资协定文本进行评估。该协会撰写的评估报告指出：“过去几年来，中国政府加强了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因此，投资环境的不安全性非但没有减少，而是有所增加。”文本中，中国的承诺措辞含糊，比如，中方称“将努力”满足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动保护标准。该协会认为，欧盟应当要求中国先签署国际劳工组织公约，投资协定方可生效。

5月7日，欧盟执行委员布勒东（Thierry Breton）说，中欧投资协定，与其说是协定，不如说是“意向”，且化为现实之前可能还要一段很长的时间。5月17日，法国经济学家马托斯（Francisco Martos）在《世界报》载文认为，对于欧盟来说，最大的危险是“好的”欧洲模式，将被“不好的”中国模式取代。

他从多方面列举中欧投资协定的负面影响。从贸易角度来看，该协定没有解决欧盟对华贸易逆差背景；从工业生产角度来看，该协定为欧盟在关键领域增加对中国依赖铺平道路；从欧洲的社会和地区凝聚力的角度来看，如果执行欧中协议可能导致潜在的社会动荡，这与一些中国公司的不正当商业竞争模式和管理有关；从中国对欧盟自由投资的角度来看，中国国有企业缺乏透明，中国企业获得政府补贴，这些都削弱了欧盟谈判者的期望；从如果执行欧中协议的角度来看，欧中双方在行政和司法机制方面的不对称性，妨碍该协定的执行。

中欧投资协定的部分内容公布后，引发了欧盟内部越来越多人的抵触情绪，他们发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细节。比如，在协定草案附件II第9条中规定，“获准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应该是中国公民”。具体来说，如果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基民盟的慈善机构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在中国设有办事处，这个办事处必须由中国人领导。再比如，视听领域的投资条款规定，没有中国政府的同意，任何欧洲电影或电视连续剧，都不得在晚上7时至10时之间在中国屏幕上播放。

第三，被置于“广泛意义上的政治环境”考量，中欧投资协定前途黯淡。5月5日，欧盟专责经济政策的执行副主席东布洛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在记者会上说：“协定的批准程序不能孤立于广泛意义上的政治环境演变。”东布洛夫斯基斯所讲的“广泛意义上的政治环境”是什么含义？他没有阐明，是不是中美战略竞争环境下中西方关系的重置？中西方关系的重置既包括政治关系，也包括经贸关系。

从政治关系看，拜登政府以民主联盟的方式，并打着维护国际秩序的旗号对抗中国。由于欧盟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与美国高度契合，欧盟在情感上更容易接受美国，并能够在美国的支持下敢于对中国说不。

5月5日，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雷高（Nicolas Regaud），在美国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举办的一场有关欧美如何共同应对中国的研讨会上说，欧洲人意识到中国的威胁不只是局限在亚太地区，也侵蚀了欧洲大陆。他说，欧洲国家在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方面，与拜登政府利益趋同。对欧洲来说，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保障欧洲繁荣和安全的工具。

美欧一联手，西方七国集团开始对中国说不。5月5日，七国集团外长把中国列为会晤的主要议题之一，并在声明中要求中国依据其国际和国内法所规定的义务，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

此外，3月22日，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联手参与在新疆问题上对中国官员的制裁活动。虽然日本没有参与，但也在新疆问题上发出了指责中国的声音。拜登政府用民主联盟对抗中国的努力，在逐渐改变国际社会的政治环境。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中欧投资协定充满了变数。

从经贸关系看，中美爆发贸易战以来，西方国家在重新认识和反思中国的经济模式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特朗普政府用单打独斗的方式对抗中国，拜登政府则用联手盟友的方式对抗中国。5月17日，美国和欧盟发表联合声明认为，由于美国和欧盟成员国是盟友和合作伙伴，其民主制市场经济导致相同的国家安全利益，它们可以合作推动高标准，解决共同关切，并追究像中国这样支持扭曲贸易政策的国家的责任。

5月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欧美国家必须非常注意中国在西方经济体投资的确切性质，并且要详细评估其对于战略资产的投资。事实上，早于布林肯的呼吁，欧洲国家在中美贸易战开战后，便加强了对中国资本的审查力度。意大利就是一个例子。意大利政府在2021年4月阻止了中国收购一家意大利半导体公司。意大利还在汽车、钢铁产业等领域，对中国的收购筑起了“篱笆和城墙”。

欧盟在警惕中国资本的同时，也在寻求与中国部分脱钩。5月5日，欧盟在更新的欧盟工业战略中，希望加强单一市场弹性，并在原材料、半导体和电池等六个战略领域，减少对外国供应商的过度依赖。欧盟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但欧盟在经济的各个方面高度依赖中国是众所周知的。欧盟在疏远中国的同时，重新启动了与印度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欧盟在经贸关系上步美国后尘，重新调整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在这样的经贸环境里，中欧投资协定变数重重。

今天谁都无法预测中欧投资协定的结局，国际关系充满了带着戏剧性的不确定。但中国不会向欧盟低头撤回制裁是肯定的，从这点看，中欧投资协定付诸实施的可能性很小。

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欧盟预料到中国会反制裁，但没有料到，中国报复性反制的是欧洲议员、学者和机构，这与欧美制裁中国的涉事官员大相径庭。加上冠病疫情和香港问题等诸多敏感话题，欧盟舆情对中国的不满集中爆发，中欧关系趋向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