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

中国的国际环境近年来急剧恶化，应归源于主流国家对它的基本评判转入负面。小孩看电影时总是问大人，“那是好人还是坏人？”在国际政治中，大人其实也高明不了多少，他们像过家家似地将中国定性为“坏人”，从此看中国时满眼都是邪恶；中国取得的成就，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巨大好处，一夜间从机遇转化为威胁，“与坏人作斗争”成了拼凑反华联盟的号角。

绝大多数中国百姓绝不接受这个定性，因为这和他们的切身感受正好相反。中共执政创造了大国崛起的奇迹，给他们生活带来的进步不仅是巨大的，也是全方位、实实在在的。对他们而言，在一个“邪恶”的政权下日子能过得蒸蒸日上，这才真的是“海外奇谈”。于是他们义愤填膺，转而视西方为邪恶势力。

很讽刺的是，不久以前中国还是个香饽饽。一股股“中国旋风”席卷全球，到处都在探讨“中国模式”，追捧“北京共识”，学中文蔚然成风，孔子学院遍地开花，中美、中欧航班挤满了政客、学者、游客和到中国淘金的投资商、找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推销经理等。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外孙女都上电视秀中文，给全球华人拜年。

改革开放后，西方对中国看法转变的脉络清晰：从坐等中国崩溃，到对中国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到有点发酸，到有所赞扬，再到开始花气力理解和研究中国。这条道走下去的话，恐怕他们还会神化中国，就像他们的启蒙运动先驱对中华文明的理想化一样，但他们没再往下走。“中国旋风”嘎然而止，并迅猛地倒转过来了。一些刚刚还在大唱赞歌的人，这会儿像川剧变脸似地开骂了。冷战时的污名统统都回来不说，还多了一堆新罪名。这是怎么回事？

冷战在等待被唤起

大多数中国人浑然不觉，在世界许多地方——不仅仅在西方国家，“共产主义”是邪恶的代名词。这个每个中共党员入党时都要宣誓为之奋斗终身的“伟大理想”，之所以沦落到此并不是偶然的，而是20世纪发生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几次大规模的灾难，和这个制度的许多黑暗面造成的。

比如斯大林的血腥大清洗，中国1960年代初和赫鲁晓夫时期在乌克兰的人为的大饥荒等等，受害者数以千万计。共产党国家不自由、不民主，没有人权等既有观念，在西方和世界许多其他地方的民众中根深蒂固。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亲身体验过中国，而一个“共党”的标签就足以在广大民众中唤起一系列负面反应。这是一个长期存在、强大而无形的政治力量，想反驳也无从下手。

整个冷战的遗产，包括战略布局、武器装备、思维定势、共同的价值观和民主制度，各种安全条约和联盟，是一个庞大的力量组合。它并没有在冷战后消失，而是在蛰伏中等待被唤起。有很长时间，西方以为中国正在和平演变中向他们靠拢，许多人提到中国时，往往还要加上一句“这个所谓的共产党国家”。2017年是个转折点，那一年他们认定中国还是“红色中国”。尽管中国各方面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在他们脑海里仍然是“共产国家”，本性是对外扩张。

“邪恶”的崛起必然是个威胁——他们联想到的是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于是冷战斗士又活跃起来，蛰伏的冷战资源也被激活了。西方的大众媒介也不断添油加醋，顺着“坏人”的思路编织中国报道和评论，它们必须喂料大众愿意看的、能够理解的内容，因为正面报道和客观分析往往会造成后者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影响收视率。

许多在中国人看来是鸡蛋里挑骨头，甚至是恶意歪曲的“中国故事”，在西方的受众中则是可信、顺理成章的，媒体和政客都乐此不疲——醉翁之意并不全在中国，更多在于他们国内的商业和政治利益。

尽管这种认知中有许多东西是虚假、错误、过时的，甚至是恶意中伤，但也包含了大量正义的，却建立在不完全信息和错误判断上的力量。也就是说，反共在西方和世界许多其他地方，有相当广泛的道义和民意基础。

在中国方面，占人口大多数的年轻人对新中国的前30年知之甚少，他们只经历过中国的崛起和自己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提升，拥护共产党是他们民族自豪感的核心，并由此催生了许多“小粉红”。

老一辈虽经历过大跃进或文革的苦难，但觉得这个体制毕竟成就了苏联和中国两个超级大国。对腐败和贫富差距的不满造成了对毛时代精神的怀念，而当局也乘这股怀旧风，将那个时代的许多东西搬回来了。

认真总结文革毛时代教训

这样看来，小孩大人都一片混沌。其根本原因是中共从未认真总结文革和毛时代的经验教训，不清楚哪些该拿回来，哪些该扔掉；也未料到西方国家对自己回归红色正统的反应会这么强烈，甚至不惜彻底脱钩和发动全面冷战。

当然，经历了朝鲜战争和毛泽东时代在孤立、封锁中的奋战，现在又有强大的综合国力，谁也不能真正地把中国怎么样。然而，民族复兴大业要面对绵绵不绝、无处不在的抗衡力量，付出的代价会是巨大的。

这个代价很冤枉，完全可以避免，因为它在双方都是建立在谬误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中国是崭新的，而且还在日新月异，即使用西方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它也取得了全方位的长足进步。但是，它执意用旧瓶子来装新酒，背上了不符其实的恶名，正在陷入同西方阵营的长期对峙。

有人会说，中美冲突的必然性来自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和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这是片面的：为什么仅仅数年前，中西还打得火热，中国还被邀请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入伙呢？

中国掌权的这一代是在动乱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对人权、民主、自由和法治这些概念像隔雾看山，因为这些在他们成长的岁月里根本不存在。他们习惯的是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和党的需要，党一挥手，“打起背包就出发”，决不讲价钱。

同革命先辈一样，他们期待的也是绝对服从和无私奉献；是曲啸（电影《牧马人》原型）那种受尽党的冤枉和折磨，却始终保持对党的忠诚的“赤子”。他们在治国理政中，不时会使用一些令人侧目的手段，这些是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学来的，已经化为他们的“心灵习惯”（habit of the heart）；这也是几千年帝制政治文化的产物。这些手段往往很有效，却与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相悖。

中共应该承认，其官方意识型态目前在国外毫无吸引力，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也没有起到任何正面作用。它将来有可能在收入分配上发挥些作用，但也必须有足够的创新，才能同市场规律兼容。中共应该通过创新来塑造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形象，否则对内会顾此失彼，对外会长期处于被动，不必要地陷入新一轮对抗；表面上是为了民族复兴，实质上却是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而战。

好在时间似乎在中国一边。一方面西式自由民主制度也面临改革的挑战，否则无法化解许多迫在眉睫的困难，不断削弱他们的制度自信；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的实力能持续增长的话，发达国家迟早会重新审视中国的政策和制度，不再将它看作斯大林主义还魂，但前提是中国不能只强大，不进步。

好在中国的新生代会很不一样，他们的“心灵习惯”不同，对权利意识和对法治、自由的追求都更强烈。他们所形成的政治压力也与老一辈的“革命群众”不同，为走回头路设限，也保证了中国始终在前进路上，但绝不会西化。

总而言之，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急需一个崭新的形象，而不是全面继承前苏联的坏名声、旧制度和前冷战的大格局；第二，中共须要认真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大胆地进行理论和制度创新。如能及时有效地调整，坏人变好人会像好人变坏人一样快。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