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透视

在2022年2月4日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12个月之际，西方社会似乎又兴起了一波抵制潮。西方国家的议员、人权组织、部分学者和媒体相继向国际奥委会施压，要求取消北京的举办权，另选地点举办冬奥会。

对于北京当局来说，这些抵制并非真正的挑战，真正的挑战是延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能否成功举办，以及冠状病毒疫情的进展。

历史上，奥运会曾被大规模抵制过七次，全部发生在夏季奥运会。第一次抵制发生于1936年，最近一次发生于1988年。冷战结束后虽然也出现过少数抵制声音，但并未成功。

此次针对北京冬奥会的抵制，主要理由是中国政府在新疆、香港、西藏等问题上侵犯人权，或者是北京当局就冠病疫情应该被究责。笔者认为，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呼吁，虽然目前在西方舆论界较为强烈，但最终不会成功，理由有三个：

首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首脑公开支持。尽管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最新一次公开表态时称，“尚未就美国是否会参加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做出最终决定”，她同时也提到，“我们将向美国奥委会寻求指导”；而美国奥委会给出的意见是明确反对抵制。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说：“在英国，我们通常不赞成体育抵制，这是本届政府的长期立场。”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虽未公开表态，但其外长加诺曾表示，“参加奥运是加拿大奥委会做的决定”；而加拿大奥委会及残奥委会的负责人近期接受媒体专访时，均谈到了抵制的无效性以及对于运动员的伤害。在相关问题上与中国分歧最大的几个国家，似乎都已排除了抵制的可能。

第二，国际奥委会及相关国际组织均表态支持北京冬奥会。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曾多次表达对于北京冬奥会的期待，并希望东京奥运会的延期，对于北京冬奥会产生正面影响，让人们对于奥运的关注度持续下去，并希望通过奥运，“为一个更具包容性、更好的后疫情时代做出贡献”。

除此之外，在2020年举办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以及金砖国家体育部长会议的宣言中，都曾表达对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期待之情。可以说，国际社会普遍希望通过奥运会来传达乐观向上的精神，并帮助人类拥抱一个更为团结、互助的后疫情世界。

第三，抵制鼓吹者只管“推翻一个旧世界”，毫不在乎如何“建立一个新世界”。在过去的抵制奥运案例中，有数次是政客提议参与抵制的国家，在异地联合举办一届运动会来弥补运动员的损失，但这些提议无一成功，运动员的损失没有一次得到弥补。政客低估了举办一届奥运会所需的强大动员能力，筹备一届奥运会往往需要五年以上的时间。

尤其在当今冠病疫情的背景下，谁能在短时间动用巨大的资源以及顶着防疫压力，筹备这样一届冬奥会的“替代品”？他们也低估了奥运会这一个四年一届、全球瞩目的舞台，对于运动员短暂运动生涯的重要性。错过一届奥运会就要再等四年，谁来为运动员的损失买单？

人权组织通过呼吁，刷了存在感，增加了曝光率，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资助；议员通过呼吁，可能为自己累积了“对抗中国”的政治资本；媒体和学者可能也增加了自己的曝光率。对于人权组织来说，运动员的参赛权是不是人权？对于议员来说，运动员的利益值不值得被代表？对于媒体和学者来说，运动员的诉求值不值得曝光？

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最大挑战，在于东京奥运会能否成功举办，以及冠病疫情的发展，而非抵制浪潮。

首先，如果东京奥运会能够在今年成功举办，将会正面影响世人对于奥运的热情度，从而影响人们对于北京冬奥会的关注度。第二点更为重要的是，东京奥运会如果能成功举办，将为北京冬奥会的主办方提供许多防疫的成功经验；否则北京冬奥会将面临巨大的防疫挑战，特别是疫情在冬季传播速度更快这一现实。

制定公平且安全的运动员入境防疫政策，使得广大运动员入境后训练生活不受影响，以免引起外界“东道主优势”批评，以及合理的观众观赛防疫政策，例如是否接纳国外观众、场馆入座率等，都至关重要。这些都是对于北京冬奥会组织能力的考验，也是对于中国防疫政策的一次公开而透明的考验。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国际事务硕士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