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包钢

2021年2月1日缅甸在敏昂莱将军的领导下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逮捕了民选的政治首脑，关闭议会，重新任命军人为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中国《环球时报》称之为“内阁重组”。

近三周缅甸各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市民抗议活动，西方各国强力谴责军事政权，中国也支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要求释放被关押的民选政府首脑，包括翁山淑枝。

日本外交部长茂木敏充声称，西方对缅甸的制裁，将促使缅甸军队进一步靠拢中国。在缅甸的抗议活动中，也有人把中国国旗与缅军的军旗放在一起，制造了中国与缅军沆瀣一气的印象。有人认为这次军人政变之后，缅甸会退回到以前的孤立状态，中国会继续支持军人政权，而且是唯一的支持者，因为其他国家都会撤出资金。

把中国看成是在军事政变中支持缅军、捞便宜的这种说法，极大扭曲了事实，看不到新加坡、韩国、一些日本企业也不会完全撤资。这次缅军已不可能退回过去孤立的状态。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说法看不到中国的缅甸政策经历了重大的变化。

本文旨在澄清一些西方媒体的偏见，探讨中国的缅甸政策的一些重大变化，提出了在新时代的条件下，中国是否可能慢慢走出纯粹现实主义的道路，在道义现实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开始采取对“军事政变”的新对策。

诚然，中国在西方制裁缅甸军人政权时（1988年—2011年）支持缅甸。但是近五年来，中国对缅甸军人政权的态度发生了静悄悄的变化。中国在贯彻“一带一路”的初期，愿意与权威政权打交道，因为它们提供了政治稳定。随着中国“一带一路”从粗放型转变为精细型时，中国似乎更愿意与民选政权打交道。

中国政府和企业在缅甸工作中，深深感到一个民选政府比军事政权更好。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民盟）领导下的民选政权，正在努力减少腐败，按照法律规则办事。翁山淑枝在处理中国铜矿公司在缅的纠纷中，表现了民主、公平、透明的风范，颇受中国公司的好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0年1月访缅时签署了重大项目的合同，中国获得了皎漂深水港项目特许证。中国“一带一路”在缅甸的实质性突破，就是在与民盟合作中获得的。

最初中国担忧一个在西方国家支持下的民选政权会更偏向西方，远离中国。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任期间曾两次访问缅甸，这更使北京担忧缅甸在战略安全上的转向。但是，民盟执政五年多的历史告诉我们，即使民选的政府也不可能切断与中国的经济联系。相反，翁山淑枝更强调在外交事务上保持独立和中立。可见，民选政权这单一条件，并不构成对中国安全的威胁。

从上面的情况，我们可以推测，中国政府对缅甸军人政权，态度上已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2015年后缅甸是一个混合政权，民盟掌握了经济社会的权力，但是军方在国防、边境和民政上依然掌握大权。中国与民选政府打交道，也与军方打交道，但是，中国已经不像以前一样大力支持军人政权。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2月27日在联合国非正式会议上的发言，阐述了中国的政策：各方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通过对话协商来妥善解决分歧，继续推进缅甸国内民主转型进程。请注意，中国强调是“双方”“宪法”“协商”和“推进国内民主转型”。我可以进一步大胆地假设，一种新的政策局面将会出现。未来几年将会是中国政府改变对缅军人政权的一个转折点。其理由如下：

第一，从比较政治的视角来看，美国最早支持台湾、韩国、印度尼西亚的军人政权，以遏制共产主义政权在亚洲的扩散。随着这种需求减少，美国更从经济的角度支持文人政权和民主化，因为支持一个军人政权的代价太高了。

历史上军人政权在经济腾飞的初期，可扮演一定时期的历史角色，但是，当台湾和韩国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并在全球经济结构中占有重大地位时，有眼光的军人领袖及其支持者就会日益感到经济上的压力，看到军人政权与高度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吻合，而放弃了军人统治。

在美国和民众的压力下，军人政权在台湾和韩国最终结束了。同理，随着地理政治考量的减少（如上所说民选的政权不构成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并且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须要周边国家建立和巩固一个强调法律和规则的文人政权。

第二，从中国“一带一路”的视角来看，军人政权不利于中国经济在海外的扩张和发展。诚然，军人政权有时为了生存的需要，也会遵守国际经济规则。但是从本质来说，军人政治就是一个以军事实力统治的政权，当敏昂莱以强权否认现有选举结果时，他已不遵守现有的政治规则。

这种做法也可轻易地运用到既定的国际经济合同中。中国“一带一路”的成功，需要一个讲法制的文人政权。中国的企业更喜欢正规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政治环境。诚然，塞点钱也许可以把一些军人“搞定”，但从经济发展的长期利益来看，文人政权显然比军人政权更好。

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在缅甸的成功，须要靠中国努力去改变缅甸民众对中国老是支持缅军，反对民主化的“坏印象”。在缅甸的这场军事政变中，中国道义上的缺位，也是加深这种“坏印象”的原因之一。我所认识的缅甸学者和官员，对中国把“军事政变”描述为“内阁重组”非常不满。

第三，中国的崛起和强大，并在世界上扮演领导的角色，必须有一个道德的勇气和形象，必须对军事政变说不。在21世纪，只靠强权，轻易推翻民选政府，是缺乏道义性的。如果中国跟一个缺乏道义的、缺乏合法性的军人政权打交道，只会损害中国的道德印象，不利于中国的软实力的发展。

那种趁机捞好处的想法，也许可得到某一方面的便利，但最终不利于中国的长期发展。展望全球，非洲和亚洲的军人政权一个接一个垮台，目前在泰国（严格来说，目前泰国并非军事政权，而是军队控制下的有限的国会政治）和缅甸，军人只是勉强支撑而已。

美国在亚洲的霸权不仅仅靠支持亚洲的军人政权，也靠结束亚洲的军人政权。同理，在今天的条件下，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必须与结束亚洲剩余的军人政权联系在一起。今天，北京政府必须重新思考对缅甸军人政权的政策，探索新时代下的新对策，把中国和平崛起的形象，落实在结束缅甸的军人政权的使命上。

这需要全新的道义伦理，并在其指导下制定新的外交政策。中国和亚细安都在调整其所谓的“不干预内政”的政策。最近印尼正试图通过亚细安，对缅甸军人政权施加压力，要求派人观察紧急状态结束后重新举行的大选，保证选举的公正性。世界在观察北京，期待北京能公开地谴责军人政权，并提供确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历史上美国崛起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就是扮演了日俄战争调解中介人的角色。中国的崛起也需要一些国际性的标志性事件，为解决一些重大纠纷提供切实的解决方案，而缅甸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今后几年是运用阎学通教授的道义现实主义的最佳时机，崛起的中国可通过在缅甸问题上建立道义和战略信誉，提高中国的国际政治动员力。

作者是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关系首席教授

在21世纪，只靠强权，轻易推翻民选政府，是缺乏道义性的。如果中国跟一个缺乏道义的、缺乏合法性的军人政权打交道，只会损害中国的道德印象，不利于中国的软实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