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

2021年1月6日暴力冲击美国国会的事件，彰显了这个时代的许多特点。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在许多国家都很普遍，在美国则达到了没有底线的地步。参与和支持这次事件的多数人，是正直、本分、爱国甚至优秀的公民，初心是为了拯救美国。这次事件不仅仅产生于政治主张和观点的不同，反映的也是平行现实之间的冲突。

对于大选结果，包括特朗普提名的70多个联邦法官的判决，最高法院多次拒绝受理大选作弊的控告，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分别独立认证，国会里本党议长资深议员等的承认，这些都不可信、都不算数。川粉心甘情愿地接受特朗普的“另类现实”（alternative reality），满腔热血地响应号召来“勤王”、赴国难。

同一观点的人类聚在一起，就具备了创造多个平行现实的条件。像特朗普一样，自己的现实不仅真实，而且垄断了真理。社交媒体放大和强化了这些自以为是的群体，也成为他们群体运动的工具。他们一旦相信了这个自造的现实，就不会受任何事实根据的影响，因为它已经成为他们生活和自我认知的一部分。

QAnon，一个专门贩卖各种阴谋论的组织，在这次袭击国会大厦中作用突出。这些人都坚信他们真理在手，正义在胸。但他们相信的“事实”中，也包括希拉莉领导了一个从事儿童卖淫的组织，现在拜登也卷入了。可以肯定，2020年大选将永远是一个争议，成为小说、各种历史书籍、好莱坞的电影、大小电视剧和电子游戏的永恒主题，至于历史事实是什么已经无关紧要了。

2020年大选投票的结果是7400万对8100万，几乎各占美国投票选民的一半。这样美国就有了至少两个平行现实，而且每一个之中又有无数个次级的平行世界。在美国主流媒体上，反特朗普阵营一直占有压倒优势，特朗普全靠新媒体来传达他的信息和与支持者互动，被封号对他是个致命打击。

但他早有建立自己媒体王国的打算，如果成功的话，我们可以想象美国的虚拟分裂，和陷入中国文革式的泥潭：两大派政治力量势不两立，都疯狂地引用《毛主席语录》，都有各自的“事实根据”，并据此有了“文攻武卫”的底气。结果也一样：“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很显然，美国的治理模式的“熵增”正急剧加速，而且一时看不到应对的办法。中国应该从这次事件中汲取什么教训呢?

第一、人类正在走进一个后现实、后真理时代：公众的注意力和主观意愿，而不是事实，往往决定真假和对错。大众注意力的聚焦可以创造“事实”，尽管是虚拟的但也是“铁的”事实，能够支配人们思想和行为。这种变幻流动的形势很容易导致骚乱和争纷，而且是非难辨。舆情管理正成为公共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搞不好真会“亡党亡国”。

第二、在这个后现实、后真理时代，一个有公信力的道德权威是极为宝贵的稀缺资产，有这种资产的国家在公共管理上占有巨大优势。这种权威可以有多种形式，比如政府、媒体、宗教组织、长老会、技术权威、司法和仲裁机构等等。但在中国，政府是不二选择，这是中国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当代政治现实使然。但前提是这个权威有信誉、占有道德高地。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调解利益冲突，拿出有效的政策和解决方案，并保有强大的执行力。

上世纪70年代前，美国政府尚有这种信誉和权威，现在已经几乎丧失殆尽，包括一向受尊重的最高法院。近些年来国会在民调中屡创新低，反华盛顿（如特朗普的“排干沼泽”）成了竞选的不二法门。这次“砸烂国会”事件的一个根源就是对政客的不信和不屑。在一个没有道德权威的多元社会里，不同人群各行其是，早晚会导致1月6日那样的事件。

在这个后现实、后真理的时代，有时候不得不靠权威来强行“裁定”事实和真理，以避免灾难性的后果和保证有效治理，这就对这个权威的道德信誉要求更高了。它一定要有高标准，有公平公正、无私地为国家、民族、人民服务的长期记录，而且必须建立在社会共识上，否则这个权威就无法维持。

第三、一定要不遗余力地建立社会基本共识，在此基础上达成社会契约，并不断随着社会的发展来更新。有了共识方能有大家都能接受的是非和道德标准，权威裁决才能有效。

在凝聚共识上，中国的条件可能更好一些。美国社会共识不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意识形态跟不上时代。言论自由在新时代未必能够产生公平正义，但制造矛盾冲突、撕裂社会、催生身份政治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选票决不是问题的真解决，比如特朗普几乎赤裸裸地只为他那一半选民执政；拜登许诺他要当所有美国人的总统，但小一半选民在不同程度上不认同他。一个互谅互让的文化传统更容易达成社会共识与和谐，而这才是有效治理的基础。

第四、新媒体时代的各种封闭的群和圈子，是平行现实和矛盾真理的温床，应对办法是让人们多接触各种各样的不同信息和观点。媒体推送的算法上要克制片面性，积极促进各种网上社区和群体之间的交流，使他们不断接触不同信息，而不是沉溺在封闭的小圈子里，在知识和辨别力上不断退化。

这个原则在国家层面上也一样。强加一种观点而取缔不同观点，胁迫人们自我审查或噤声，这在毛泽东时代文盲大众中行得通，但在文化教育水平大大提高、老百姓见多识广的今天，只能是自欺欺人。

上中国电视节目的专家观点大都一致，大家相互附和，而正常做法应该是邀请不同观点的嘉宾各述己见，让观众评判。封锁外部消息和网站，已经造成中国国内网民对国际事务和它国的误读，催生了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对外交政策和国际交流都有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导致冲突。

第五、后现实、后真理时代赋予中共的舆论监控一定的合法性，即使自由主义强盛的国家也不得不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应对这个时代的新问题。中共庞大的舆论宣传机器在规制言论、打造共识上起了很大作用，但产生反作用、丧失信誉的危险也无时不在。它的指导思想和管理模式都须要进行大胆改革。

在指导思想上，舆情管理应该作为公共管理的一部分来看待，重要的是建立长期信誉和道德权威，而不是一时的政治需要。媒体应该是社会的良心部门，始终站在社会正义一方，也应该是可信赖的信息来源，使混乱世界中迷惘的人们都乐意在此找到方向感和道德勇气。它的舆论监督功能应该与民间舆论紧密互动来主持正义、净化社会和政治生态。事实证明，对政府和官员的有效监督，最能够建立信任和道德权威。

在管理模式上，应该将政治和宣传活动同建立公信力和道德权威，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部门，前者主要服务于党和政府，后者主要服务于社会。两者相加就合成了国家利益。前者中共已有整套的运作方式，这里只简单谈一下后者。

首先是人才问题。中共的宣传口往往不是干部愿意进入的，高质量人才都希望到别的部门去。党内有道是“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跟着宣传部，天天犯错误”。宣传部门的权力结构、运作程序和组织文化，一是容易变英才为庸才，二是广积庸才——将文宣干部都变成思想僵化、谨小慎微、机械避险和目光短浅的庸才。

宣传口高质量人才和高政策水平，对政府的公信力和道德权威的影响最直接，对凝聚全社会共识至关重要，这个部门的平庸和虚伪造作，对执政党伤害也最直接。应该将最优秀的人才放在这个有长期和全局战略意义的部门，创新机构和组织文化。

其次，商业化是近些年来西方媒体衰落一个重要原因。美国人对媒体的不信任快要赶上国会了。中国的官媒要保持非盈利性质，拒绝商业化，才能保证不为利益集团绑架，也不用迎合公众的低级趣味，能够坚持不懈地维护常识、公理、良心，不追潮流但跟得上时代。这须要国家的权力资源做后盾，但服务对象大于政府和执政党——民族、国家、人民甚至全人类。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东亚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