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透视

在过去的三年里，中国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抽风式的对外政策冲得不亦乐乎。经受了一次全面压力测试和灵魂检验后，中国有许多人甚至喜欢上了“老特”。

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特朗普主义对中国有利，因为它在美国国内造成了更大的撕裂和冲突，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威信和美国在二战后所创立的自由主义秩序是灾难性的，为中国的崛起创造了空间。他们因此送他一个雅号：川建国（特朗普又译为“川普”），意思是他在帮忙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并惋惜他的落选。

特朗普个人作风太不靠谱，人品也有问题，特别是他习惯性撒谎和肉麻的自我吹捧，让美国主流无法接受。他不会搞统一战线，到处极限施压，到处造成破坏，到处得罪人，似乎很难胜任振兴美国的重任。

但是在2020年大选中，他仍然获得7400多万张选票，是除了拜登以外历届总统候选人得票最高的。这一方面显示美国社会撕裂到何种程度，另一方面表明他的政策有强大的民意支持。他的败选更多是因为他个人和突如其来的冠病疫情，而不一定是他所代表的政策方向。

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方针也聚焦于“办好国内的事情”，和目前中共的方针如出一辙。共同的理念是：国家强大了就什么事情都好办。这方面美国的条件更优越：雄厚的科学技术能力、强大的教育和人力资源、从全世界搜罗顶尖人才的软实力、充裕的资本、美元的世界霸权、无人能匹敌的创新和企业精神、价值观获世界广泛认同、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丰富、农业发达等。

特朗普的政策很务实，因而受中下层的欢迎。就国内形势来讲，他的四年可谓成绩斐然：就业、收入、股市和经济增长都创新高。对于重振经济，再建国家认同，回归赖以立国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来说，政策方向重大调整是必然的。特朗普做到了，尽管其过程是痛苦的、充满矛盾冲突的。

民主党会否再走老路

特朗普动摇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根基，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地位，但美国如果能够重振国内经济社会，恢复领导力不是什么难事，头羊的宝座会在相当长时间里为美国保留着。主流国家会极力促使美国归位，而不会转向中国——除非中国做出重大调整，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有这个能力和经验。

那拜登能否重振美国呢？关键看民主党会不会再走老路。

共和党自诩为“常识党”，而将民主党标为“政治正确党”，这并非全无道理。拜登属于民主党比较温和务实的中间派，但在社会撕裂形势下，驴象两党都比以前更加极端化。集结在拜登背后、将他推上总统宝座的势力组合中，最耀眼的是那些以沃伦、桑德斯等为代表的左翼势力。正是他们激进的主张和口号，导致美国日益高涨的身份政治、文化战争与国家认同和治理的危机。

在过去一年里，美国政治变得越发激进。街头抗议运动中的打砸抢烧等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枪击和警察暴力频发，西雅图、波特兰等地的市中心被抗议运动占领，右翼的民兵武装和法西斯组织空前活跃，民主党将这些归因于社会不公平，还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系统性种族主义。反对系统性种族歧视已成为拜登施政纲领的一个重要部分。

自由派知识分子和街头活动分子将矛头指向美国历史人物，对美国建国先贤和独立战争以来的历任总统进行政治清算，包括为消灭奴隶制的内战献出了生命的总统林肯。他们搞历史虚无主义，砸毁历史人物的纪念碑和雕塑，连国会都将内战时南部联盟的李将军雕像，从国会大厦移出。

特朗普在刻有四位美国总统巨幅石雕像的拉什莫尔山国家纪念公园发表演讲，指左翼正在发动一场“文化革命”，呼吁人们起来反对这场“左翼文化革命”，捍卫美国的文化传统。早在2017年访问欧洲时，特朗普就提出要重构西方的文化主体性，这一主张正是自由派的“多元文化主义”所反对的。

两党政治常年在空洞的政治正确上打转，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忽视了白人蓝领的困境和中产阶层的衰落，边缘化真正国计民生大事，使大量迫在眉睫的问题无限期拖下去、烂下去，直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民主党的精英如希拉莉，出身中产阶层家庭，常春藤校毕业，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没有受过一天穷，却装作穷苦人的知音，用为穷人打抱不平来装潢其政治主张。他们并不理解下层社会的处境和需要，以为后者最需要的是同性婚姻合法化、堕胎合法化，以及更多的国家福利花销和补贴。

他们天天喊些冠冕堂皇、慷慨激昂的口号，搞务虚政治。民主党传统的社会基础蓝领工人需要务实的政策，但长期以来他们的状况没有任何起色，反而每况愈下。他们厌烦被民主党代表太久，于是投到特朗普旗下。正如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rgy）中所描述的，民主党的亲民政策长期脱离实际，使它逐步失去蓝领阶级的选票，为另类富豪特朗普的崛起预备了社会基础。

希拉莉在同华尔街眉来眼去、大量吸金的同时，将特朗普的穷人支持者形容为“一箩筐人渣”（basket of deplorables），体现了许多精英对美国数以千万计的选民的轻蔑态度。这种轻蔑中所包含的无知，在“白左”中相当普遍。

政治正确的务虚政治产生于中产阶层的意识形态，在战后美国中产阶层的黄金时代很有代表性和广大的市场。不过，美国中产阶层已今非昔比，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大大动摇了他们的地位。他们缺少安全感、惶惶不可终日，数量在不断减少，政治诉求已经转移到维持生计上来，而饱食终日的精英浑然不觉，仍在政治正确上喋喋不休。

需要务实中坚领导力

毫无疑问，美国政治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是不可能有转机的，只能继续耗散国力。如果拜登在民主党激进势力的裹挟下重返这条道路，而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政策方向，那对中国来说，他的贡献很可能比“川建国”更具有实质意义。

美国需要务实的中坚领导力。拜登能否振兴美国，要看他有没有足够的政治眼光、智慧和能力来全面改造民主党政纲，使其从务虚转为务实。然而，前景并不乐观。他已经年近八旬，是个在传统政治里浸泡近50年的老政客，选择的阁僚也大多是些熟客，包含了相当数量的激进派，所以很难想象会有实质性的改变。此外，任何实质性变革的前提是政治改革；美国奠基人的宪政制度设计，使这种改革异常困难。

民主党在2020年通过了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中心的党纲，包括以中产阶层为中心的对外政策，即一切政策，包括对华政策，都要落实在增强国内中产阶层地位上。这同以往以资本为中心、推行全球化的国际战略有很大不同；但正因为它很新，没有实践过，所以很可能被传统利益集团、思想和行为习惯以及“深层政府”（deep state）所绑架。总之，拜登有可能在激进势力和习惯势力的夹裹下，带领美国走上衰落的不归路。

不过，美国的困境不一定就是中国的机会。中国崛起的一个最大障碍，是得不到主流国家的认同。它们将中国视为异类，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恐惧，几乎本能地有遏制中国的冲动。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价值观的差异。

毫无疑问，拜登将寻求建立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对华联盟。美国相对于中国的一个巨大优势，是它的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并在主要国家占据统治地位。这种优势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美国后仍会存在；而“中国方案”的中国特色太浓，别的国家很难认同，更难学习。

中国崛起的一个最大挑战，是梳理和协调同主流价值观的关系，而不是一味与之对抗。比起强调各自的特色，崛起的大国更需要多一些世界主义，世界史上历来如此。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