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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看记

韩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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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欧盟在去年的最后第二天宣布完成了具有标志性的中欧投资协定。这份历时七年谈判才达成的协定，如果当年如欧盟方所期望般，在30个月完成谈判，中欧双方高层与媒体估计会皆大欢喜，视为双赢结果。

跌宕七年后，这场谈判总算走到终点。虽然中国在劳工权益、国企补贴透明度、强制性技术转让等症结点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让步，并被欧盟领导人认可为中欧关系较此前平衡了，西方精英舆论却呈现一片“狼来了”的不安。“中国才是赢家”，欧盟因小失大、“欧美中了北京的离间计”等声音不绝。

不只是波兰等从中欧投资协定中获利较少的中小型经济体，包括来自德国以及英美的精英评论，大多为美欧错失联手遏制中国的机会而表示遗憾惋惜。有评论敏锐地看到中欧投资协定是中国加入世贸以来最重要的经济协定，但它们对于中国进一步开放的承诺也没有很大的喜悦。

这清楚反映出，欧美精英对中国已经形成强烈疑虑，因此与中国交往都要考虑到中西方的价值观、人权与政治实力竞赛；搁置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差异，共谋经济已不可以被接受，让中国以开放国内市场换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利益，西方就可能吃大亏。这当然是过去几年，国际上各力量对中外关系进行“冷战操作”的成果，而中国早几年对外展示的强势姿态，以及2020年冠病疫情造成的中外关系紧张，也助长了这个趋势。

准确而言，中欧投资协定的全称是“中欧全面投资协定”（EU-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加上“全面”二字，更能说明其价值。相较于亚细安与中国等15个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欧投资协定旨于处理到双方的结构性差异，寻求形成双方认同的劳工、国企补贴法律框架和共同规则，而RCEP的主要职能是减低关税，便利货品与服务的流通。中欧投资协定，是两者中更高层次的国际经济协定。

据欧盟方面间接披露的内容，该协定所承诺的条件，包括处理国企补贴透明度问题，大幅度对欧盟企业开放高端制造业、金融服务，在北上广深这类大城市开放医疗服务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这些都可望成为中国国内经济改革的催化剂，形成改革的倒逼机制。

不过，不止欧美精英对中国承诺进一步开放反应不积极，中国民间舆论也没有对该协定所提示的经济开放展示出很大热情，而是更着重该协定的战略意义，比如中国早前通过RCEP“绑定”了亚细安与周边，如今再“绑定”欧洲，可化解被美国孤立的风险，避免走上前苏联的道路。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开始感到压力，金融业等受影响领域的国企已在私下抱怨，民企也不欢迎来自外企的更大竞争。换句话说，国内对于进一步的开放与可能催生的改革，也没有很大期待值。

在2020年岁末，中国著名学者郑永年撰文指出，中欧投资协定预示了中国的第三次开放，他并期许中国的第三次开放会始于今年开始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期许通过第三次开放、也是单边开放，掌握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郑永年相信，中国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物质财富和经验来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换一个说法，中国已经有实力抵挡单方面对外开放带来的经济压力。这大概也是西方精英对中国的开放热情不高的原因。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国所承诺的开放程度依然有限，继续质疑中国的承诺能否被检验；另一方面，他们更深怕与中国的合作等于认可，而且协助中国越来越强大；与其期待中国在开放中发生变化，一些人相信施压、孤立与隔离才是更有效的对华策略。

中国国内对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劲头也不高，虽然原因不同。在经济领域，中国利益结构已趋于固化，在精英与民众眼中，更大开放或许意味着“内卷”加外来竞争；至于在思想与政治领域，自由派知识分子看到的或许是，当局倡导的此改革非彼改革。

尽管出现“第三次开放”的呼声，但从企业界反应看，民间支持改革开放的力量并不高。回想10多年前，国内外曾对中国改革开放迟缓而不耐烦，对体制构成紧张与压力；如今换了一副光景，中国高层仍倡导深化改革，但国内却不再热情，那谁将是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主体？应对外在竞争，中国的实力已更强，但改革也更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