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

这是一个缺乏共识的年代。百年巨变正在使旧社会契约解体。在新的条件下探索新的社会契约，是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新社会契约若最终能成形，必然有三个来源：中华历史文化遗产、共产党的传统和自由主义的理念。三者都有可取的精华，也有应该摒弃的糟粕。取其精华，除其糟粕，这必须对三者有深刻认识。

中华遗产

中华传统中的社会契约，没有自由主义那种对“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的假设。人类一开始就生活在家族部落的组织之下，已经有角色分工与合作。家的观念贯穿中国的政治历史。君臣父子、老少长幼各守其位，各尽其责。官民契约关系是互为父母：老百姓视政府为“父母官”，官员称老百姓为“衣食父母”。儒家有一整套伦理来规制统治者的行为；统治者一般敬畏天命和民心。

不过，这只是一种文化上的契约，更多由统治者的良心而不是律法和制度来承载，也没有足够的制衡。它的优点集中体现在民本主义传统上。政府用为民做主、主持公道，来换取人民的服从和效忠。例如中共在不需要选票的情况下也大力扶贫，这里的动机主要是由信念而产生责任感，即统治者对“子民”的承诺。在儒家学说中，人民有权推翻不守契约的统治者，这叫造反有理。

政商分离是另一大特点。传统文化中，官对商有碾压式的优势。前些时候的马云事件表明，这种优势至今仍在。在历史上，官商两者的价值观是两个互不交叉的系统。现代化过程中，官场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和政治文化业已解体，钱权交易是现实危险的。以往的朝廷只专注于社会稳定，而现代政府的功能还包括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以必须同商场打交道。要想避免腐败，达到习近平概括为“亲清”的政商关系，政商分离的传统是中国的优势。

传统契约的缺陷也很明显。由于缺乏有效制约，统治者常常“违约”。历史上暴君、昏君、亡国之君，权臣、弄臣、奸妄之臣层出不穷。官帽压死人，官本位制泛滥，“砍头以治”成为常态。在官府的重压下，老百姓的血性逐渐丧失，奴性逐步扩展，荆轲蜕变成阿Q。天朝有黎民、子民、刁民而无公民。100年前，罗素（Bertrand Russell）到中国讲学后，总结了国民性的三个弱点：胆小怕事、贪财、麻木不仁（cowardice, avarice, callousness）。这是长期在夹缝中挣扎求生的结果。

共产党传统

共产党进一步发展了民本主义传统，毛泽东为其注入民主、平等、团结向上的元素，将现代文明的气息带入传统的民本思想，并将其推向极致。他鼓动群众起来造反，驱赶干部下放，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把“为人民服务”定为每个共产党员的座右铭，提倡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

毛泽东时代后，中国民间的等级文化远没有日本、韩国那么森严。在民主制度下，日、韩在政府层面上的等级观念大大淡化了，而由于没有普选民主，中国官场上仍然处处凸显等级身份。

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提出发展要“以民为本”，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大规模消灭贫困的计划，人力密集型的精准扶贫，干部下乡蹲点、帮扶，这些在当今世界只有中共办到了。

不过，中共的制度性极权远远超过了历朝历代。在增强国家能力之外，这也带来了一系列弊病，比如官本位制已经扩散到全社会，还有违背时代潮流的个人崇拜。腐败即使有制度的制约，也无法除掉其权力的根源。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阶级斗争理论，崇尚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共因而从未试图达成一个社会契约，只是改革开放后才感到有这个必要，于是提出了“三个代表”“和谐社会”“构筑命运共同体”，希望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达成全民共识。这方面有很大进展，但远未上升到社会契约的高度。这些年回归正统后，阶级斗争理论给凝聚共识的努力造成了重重干扰。

“三个代表”斗不过马克思主义正统：左派引经据典，宣称私企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又到消灭私有制的时候了。私企老板讲，“需要我们是你们不得已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的神圣使命”。然而，缺乏所有阶层的参与，社会契约就不可能成形。

马列主义，特别是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使中共有极强敌我观念，强调突出政治，而且眼里非白即黑。中共政治的一大特点是要求所有人划线站队，不是自己人就是敌人。自己人如果“立场不稳”（譬如进入灰色地带）时，就毫不客气将他推向敌对阵营。敌我意识驱动下的“大外宣”造成海外中文媒体中很难听到客观理性的声音，还招来了“锐实力”的讽刺。

缺少包容，用阶级性或党性来压制人性、无视人权、剥夺自由等等，这些一直是共产党国家国际形象上的硬伤。究其原因，有些是强加的污名，有些是历史遗产，但现实中产生这些的思想和制度基础仍在，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它们。

自由主义理念

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如人权、自由、民主、共和、法治、科学等，同现代化紧密连在一起。一个国家只要追求现代化，就不得不接受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理念，采用它的一些“先进制度”。放眼世界，没有任何国家能“免俗”，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过，自由主义的一些先决条件正在消失，造成许多西方国家的共识不再，社会撕裂和国家的治理危机。过分强调个人自由和权利，对抗权威成为时尚，使政府无法发挥作用。例如美国西雅图、旧金山等地的流浪人口，到处露宿，随地大小便、丢垃圾、吸毒，把整片城区搞得乌烟瘴气，无法正常运作。在人权的政治正确下，所有人束手无策，只能听任社区一片片烂下去。

相比之下，中国的体制有许多整治手段，比如国家可以动员全社会资源，派遣整套干部和专业人员接管整个社区或学校等等。这些被证明行之有效，但超出了自由主义的想象力。

治理危机的后果是惨痛的。且不说冠状病毒感染和死亡数双双居高，美国长期以来监狱人口世界第一，近来连续三年人均寿命在缩短；电视上天天坏消息，不是枪击犯罪，就是种族冲突、警察暴力，再不就是经济或环境上的坏消息。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老板泰勒说，他从不看电视，因为看电视使人沮丧。许多电视台在新闻节目的最后，总要报一两个寻常百姓中的好人好事来平衡一下。同中国大陆“正能量”宣传相比，这些都是小儿科的、不痛不痒的“佳话”，流露出的是对现实的无奈。

海纳百川去恶扬善

全民共识之下的一个稳定、包容性强、良性互动的社会契约，对政府的合法性、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好处莫大焉，值得中国为此努力。这个契约应该综合吸收以上三者的优点，更应努力避免三者的缺陷。

民本主义传统，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国家强大的综合治理能力和担当，民主、自由、平等、包容等原则，这些都应成为新契约的共识基础。阶级斗争同社会契约是对立的；它在革命年代必不可少，但在建设时期破坏作用很大。在强大的国家能力下，中国没有任何社会矛盾不可调解而必须诉诸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世界变化大势要求比较强势的国家，必须弱化个人主义的诉求、强化集体利益，但中国的国情正相反。在中华遗产和共产党传统中，权力的权重都太大，而且不断膨胀，压得下面喘不过气来。中国传统中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制约统治者作恶，而这方面自由主义有很大优势，应当兼收并蓄。

比如公民社会，它的功能还包括人格的健康发展、社会自治和道德升华，也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之源；而中共只看到不安定因素和反对派的摇篮。一个不受侵犯的个人空间是社会活力的保障；改革开放后这种空间自然形成了，但缺乏契约保护，随时可能被当权者剥夺。缺乏安全感对经济发展不利，对人格健康的损伤也不可估量。

我对美国的最初印象之一，是连要饭的都底气十足，自我感觉良好；他们从不卑躬屈膝，作出中国乞丐惯用的可怜相。这种气质是中国传统中缺失的。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