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佐科的势力，常常利用中资企业的劳工问题，展开反中企、甚至是反中的行动。但是，这次的工潮和暴力事件，导致中资矿业公司暂停操作，似乎是在破坏佐科“亲中”的经济政策。

廖建裕

12月14日星期一早上，附属于“印度尼西亚庇护劳工联盟”和“全国工会联合会”东南苏拉威西省支部的数百名工人，在格纳维县（Konawe）中资印尼德龙镍矿工业有限公司（P.T. Virtue Dragon Nickel Industry，简称VDNI）大门外示威。示威工人要求公司将工作满三年的劳工聘为固定员工，并给予工作满一年的工人加薪。

在场维持秩序的警察让工人代表和公司代表会谈。公司代表认为，他们已经遵照印度尼西亚的劳工法，不愿作出让步。到午后，谈判还没有取得进展，而示威人群激增，一说有850人，一说有整千人。他们闯入公司大门，烧毁公司的大卡车和运输设施，并烧毁厂房。

警察设法阻止示威者破坏工厂，并用催泪弹驱赶群众，最后还向军人求援，直到黄昏时分才将骚乱平定。在针对行动中，警方逮捕了五名参加破坏行动的年轻人。

德龙公司损失惨重，虽然尚未有具体的数额，但是公司无法恢复运作。

这不是印尼德龙镍业公司第一次发生事件。在冠病疫情暴发时，该公司因为输入中国劳工而引起社会不满，引发了至少两次的游行示威抗议，首次是在今年3月，第二次是在6月底。此后，德龙公司的印尼工人由于待遇问题而出现工潮。

印尼德龙镍业有限公司是中企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是中国两个最大的镍矿公司之一。德龙在五六年前开始在印尼东南苏拉威西省投资1亿美元，开设的工厂占地5500公顷（一说7000公顷），是印尼最大的镍业公司。它在2017年开始投入生产，雇用员工6000人，其中大部分是当地的工人。此外，它的投资也为当地创造了另外1万个工作机会。

12月14日的暴乱原因很多，主要是与印尼工人在该公司的待遇问题有关。其实，在11月27日至30日，该公司的劳工已发动罢工。12月2日，资方、劳工联盟以及当地官员就两个课题进行谈判：一是让在公司工作满三年的劳工成为固定劳工，二是工作满一年的劳工获得加薪。

但是，谈判陷入僵局。这可能是因为两项要求，虽然符合2003年第13号劳工法第59条和2015年第78号有关薪水的政府条例第42条，但是在2020年通过的《创业就业法案》中，这两项规定已经被取消。不过，《创业就业法案》尚未实施。

12月11日，“全国工会联合会”东南苏拉威西省支部通知警方，计划发动示威游行，抗议德龙公司没有给予印尼劳工应得的待遇和酬劳。这个本来是和平的示威，在劳工代表会见公司代表后却演变成暴力事件。警方怀疑有不法之徒从中作祟。

在五名被警方扣留的嫌疑犯中，有两人是大学生。他们很可能是当地青年和大学生联合会（Tamalaki）的成员。社交媒体盛传，这个组织的成员和示威暴乱有密切的关系。虽然联合会主席阿尔菲安否认这个说法，但是他呼吁公司当局开除操作部门的经理，反映了他熟悉德龙公司的内部运作。其实，在今年6月30日，他也发动过青年和大学生示威游行，阻挡到格纳维县工作的100余名中国劳工，并与警察发生冲突。

干扰中国“一带一路”项目？

新出版的印尼华文电子日报《丰众日报》12月16日发表一篇报道指出：“这起事件是中企在‘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中遭受的严重破坏事件，值得两国有关方面认真对待与妥善处理。”言外之意，这是印尼的一些反华分子蓄意捣乱，目的是干扰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

但是，从印尼的角度，镍业不是“基础建设”，与“一带一路”项目没有瓜葛。然而，这次工潮似乎有反中企的情绪，因为有反华的人物参与，但是暂时又没有确实的证据。

暴乱后的第二天，印尼工业部长阿古斯发表谈话，对于民众烧毁厂房表示遗憾。他认为劳资双方可以和平化解纠纷，无须动用暴力。他呼吁地方官员和公安部门调查这起暴力事件，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以避免事件重演。

部长恳请资方“遵守印尼现行的所有法规，包括保障劳工的权益”。与此同时，他表示现政府千辛万苦邀请外资来印尼投资，协助印尼工业的发展，并制造就业机会。他感谢中资德龙镍业公司在这两个方面的贡献。

东南苏拉威西省格纳维县的行政和公安部门，也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此事。县长格里事后就民众烧毁公司厂房和装备向印尼德龙表示道歉。他认为这起事件是劳资双方沟通失败所造成的，并表示暴力事件不可重演。

中资印尼德龙公司的发言人发表声明，要求政府彻查此事件，而公司也将依法追究。他说，公司关心当地人民的生活，并建造了许多公共设施。当冠病疫情肆虐时，公司不但保护印尼员工，也协助工厂临近居民防疫，还捐款给地方政府抗疫防疫。

此外，公司发言人指出，公司正计划扩展业务，但是这个动乱会使投资者却步，也使融资更为困难。

其实，格纳维县所发生的示威和暴力事件，与雅加达10月间所发生的反《创业就业法案》示威事件有关。印尼劳工团体发动示威游行反对新法案，要佐科政府撤销该法案，因为新法案的许多条文只照顾资方而忽视了劳工的权益。

其次，两地发生的示威模式也相似。雅加达的示威行动，也是以和平开始，但是有激进分子渗透，结果以暴力收场。然而，格纳维县的暴乱也有其他的因素。中资印尼德龙的劳资关系向来不是很融洽，双方关系颇为紧张。除此之外，印尼地方居民对于中国劳工的不满一直没有消除，说他们“偷走”印尼劳工的工作。一些反中与反华的政客，经常浑水摸鱼。

除了劳资关系不融洽之外，格纳维县的工潮也具有反中企的色彩。这是因为反佐科的群体，尤其是反对党，都认为中资企业“旨在剥削印尼劳工，剥夺印尼资源，控制印尼经济，印尼并未真正受益”。人数众多的中国劳工，也被视为“中国控制印尼”的象征。

因此，反佐科的势力，常常利用中资企业的劳工问题，展开反中企、甚至是反华的行动。但是，这次的工潮和暴力事件，导致中资矿业公司暂停操作，似乎是在破坏佐科“亲中”的经济政策。

作者是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

资深访问研究员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

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