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点

北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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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教授走了。带着他招牌式的爽朗笑容，告别了这个时代。

教授的公子、本身也是东亚专家的史蒂文沃格尔（Steven Vogel）在《日本时报》上撰文，缅怀父亲傅高义“有不可抑制的能力，能从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中看到善”，“他最会被铭记的，是他无尽的开朗和男孩般的热情。”

这几句描绘让人动容。我无缘与傅高义教授直接接触，但看到上述生动形容，脑际也立即浮现傅教授在各种照片中的留影，在他耄耋之年的睿智容颜中，同时洋溢着少年般的好奇心、热情与善良。这是傅高义式的轻松，也是许多智者均有的纯真。

中国微信公号作者“兔主席”曾经协助傅教授工作多年，在傅教授撰写《邓小平时代》时，协助他看文献、整理文稿、参与访谈等。“兔主席”撰文回忆傅教授乐于提携年轻人、总能在其他人身上看到优点，“但他并不是一个简单、单纯的人”，对方来路不正、心术不正，也一样躲不过傅教授的眼睛。

本周一傅教授病逝的噩耗传出后，日本媒体最先报道，中国的学术界一阵震动、伤感与深深惋惜。

要说他的学术著作，实在谈不上众多，差不多就是八本，然而每一部都是傅教授研究多年的心血，多年磨一剑的习惯与坚持，得益于严谨的社会学功底与田野调查训练。他能说流利的日文和中文，在1960年、70年代出版的《日本的新中产》《共产主义下的广东》《先行一步：广东的改革开放》，都是依据大量一手资料与和当事人面对面深入采访所成。正因为如此扎实的调查与研究，傅教授的好些著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除了在中国与日本之间切换研究，他也曾在1993年出版了《四小龙：工业化在亚洲的扩散》，将视野扩展到东亚人当年熟悉又骄傲的：韩国、新加坡、台湾与香港。

傅教授曾说：“我的著作就像一个国家在某一时刻的一张照片”，一句话道出他学术的特殊处——他是以不带意识形态成见、去除刻板印象和政治标签的简朴笔触还原事件，对国家、个人、群体及时代进行忠贞记录兼诠释和解读。

他潜心致志研究的主题既是日本与中国，更是东亚的现代化。作为一个美国学者，他始终以西方受众为对象，希望通过研究对美国带来启示、借鉴和实际用途，比如《日本第一》的副题就是“对美国的经验教训”。而为了更好做到这一点，也是基于知识分子的天职，他就要以更忠实、平视的眼睛看待研究的对象，并且不回避要为此而展示有巨大争议的立场。

《邓小平时代》对邓小平的评价，当然与中国官方不全然一致，比如傅教授形容邓小平是为中国转型过程提供全面领导的“总经理”，而非总设计师，但他正面肯定邓小平领导的对中国转型，并认为这是2000年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新加坡前资深外交官马凯硕就一针见血指出，因为天安门事件的缘故，“在西方，赞赏邓小平是政治不正确的，但是他（傅高义）有勇气这么做。”

傅教授在《邓小平时代》序言里写到：“我写这部关于邓小平的书，心目中的读者首先是西方读者。作为一个研究中国事务长达半世纪的人，我深知如果中国人和西方人能处理好他们的之间的关系，世界的未来会变得更好，而这又要求双发达成更深的理解。”

因为这份让中国人强烈共鸣的友好与情怀，也因为接受了部分删节，《邓小平时代》难得地获准在中国大陆出版。而在本周傅高义教授辞世后，中国外交界与学界一片惋惜之声。一个最普遍的感叹是，美国新一代的“知华派”学者又在哪儿？有评论指，美国现在较活跃的“知华派”，反而是鼓噪中国威胁论的“假知华派”。也有人呼吁，需要新的互动模式，积极引导美国国内新生代“中国通”更加客观理性地认识中国、看待中美关系发展。

中美确实大有必要增进理解。但也要承认，曾经产生傅高义、李侃如、基辛格等西方大儒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他们那一代的美国与西方学者，亲身经历过战争与冷战，见过中国经历的贫穷，知道改革前中国的面貌，更了解改革之艰难与巨大的政治风险。他们在美国体制与学界交换位置，发挥学术与政治影响。今人，很难再有与当年人一样的能量与情怀。

毕竟，崛起后的中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美国也没有了战后初期的自信、匡济天下的理想主义与现实条件，学人也难有当年人的纯粹与坚持。未来的美国“知华派”在哪儿？在惋惜过去之余，中国不妨也思考，崛起的中国能不能像当年的美国一样，培养出一批能深刻、客观又平视美国的“中美派”？他们能否为促进中美理解发挥与当年美国“知华派”一样的作用，而不会被质疑为“崇美”或不爱国？答案并不乐观。

此时，傅高义教授带着他的理想主义离开了世界，而我们也由此，更清楚看到一个时代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