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奇

印太战略推出以来，美国对华战略竞争陡然升级。美国在直接与中国交锋的基础上，重操地缘围堵的旧棋，试图在亚洲构筑覆盖东亚、东南亚、南亚的对华地缘战略围堵半圈。

较之东亚与美国有密切传统关系的日本、韩国以及南亚的印度，东南亚国家普遍对美国的行动保持谨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近期曾委婉地表示：“没有多少国家愿意加入一个会排除其他国家的联盟，尤其是一个没有中国的联盟。”

弹压与反弹：枪打出头鸟

澳大利亚是东南亚国家之外，中国正南方向与中国地理距离最近的国家，也是美国的传统盟友之一。在东南亚国家对中美战略竞争态度暧昧的局势下，澳洲成了美国对华战略围堵的支点国家。

至少在中国看来，澳洲充当了美国遏制中国的先锋打手，其几乎动用了经济手段之外的所有手段参与对华针对。产业与科技方面，澳洲是全球第一个禁止华为等中国供应商提供5G设备的国家；安全方面，2020年以来澳洲军舰频繁在南中国海地区现身；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澳洲在民族问题、人权问题、冠病疫情等问题上频繁指责中国，积极参与被视为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情报联盟“五眼联盟”，以及美印澳日四方安全对话。

面对澳洲咄咄逼人的“挑衅”，中国在坚决回击的同时保持相对的克制，采取了“低政治”的经济贸易手段对澳洲予以回应。2020年6月以来，中国对澳洲多项商品加征关税或开展反倾销调查。尽管澳洲充沛且相对价格低廉的矿产及农副产品等，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双方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无疑是非对称的，中国是相对强势的一方，澳洲在经贸方面对中国可采取的反制措施有限。

中国针对澳洲的经贸举措都有合乎现行经贸规则的理由，澳洲外交贸易部副部长兰格曼也将中国的一系列行动解释为“技术问题”。但是，观察家及看客显然都能看出，中国对澳洲的经贸限制，都是对澳洲在美国“领导”下的弹压的一种反弹。

国际关系的历史上，从来不缺乏弹压与反弹的故事。弹压的一方得到了反弹的回应，反弹在弹压的一方看来则是新的威胁与挑战，于是反弹引来了针对反弹的反弹。11月19日，澳洲国防军公开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澳洲军人在阿富汗战争期间涉嫌虐杀平民，有两起事件可能构成战争罪中“残忍对待”的罪名。

该行径不仅违反国际法，显然也违背基本的一般道德与公序良俗，更是对民主政体下的人权价值观的挑战。但是，这一事件在曝出后，并未在一贯强调人权的民主世界舆论中发酵，很快被淡忘。当它再次成为焦点时，是以中澳“论战”的形式出现。

中国外交部官员11月30日在个人推特上发布一幅漫画，暗指澳洲军人滥杀无辜的行径。随即，澳洲总理莫里森公开要求中国道歉，称“中国政府应该为这个贴子感到羞耻”。其后，中澳围绕漫画展开了激烈的舆论交锋。澳洲将漫画阐述为被恶意修改的图片，以此指责中国造谣；中国则针锋相对，澄清漫画及漫画的内涵，要求澳洲正视漫画背后反映的践踏人权的战争犯罪行径。

冲击与回应：
关系“正常化”的出路

中澳“论战”的硝烟很快弥漫开来，美国、英国、新西兰等纷纷下场为澳洲助战。英国政府表示将与澳洲一道，“保护我们的关键利益和价值观”。美国则指责中国官员“传播有关澳洲的虚假信息”。新西兰总理则表态已就漫画事件“向中国表达关切”。与此同时，众多英语世界的媒体，也选择性失明将舆论引向中国的“造假”，而淡化处理引发漫画事件的澳洲军人虐杀事件。

美、英、新等国家在该事件中，已非完全站在普世价值与人权的角度，而是将之处理为对中国的“围剿”。笔者无意探讨令事态升级的莫里森讲话，背后的政治意图与动机，而想在更宏观意义上探讨西方的反应。

对于中国崛起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的解释，相较于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笔者更认同中国学者葛汉文所提出的“熊通困境”。葛汉文借中国春秋早期楚武王熊通与周天子体系的互动案例，指出国际体系中的崛起国家，因“异质身份”而面临现行国际体系强烈敌意，同时因实力相对增长而受到霸权国家及其附庸集团权势压制。

很显然，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在政治上非西式“民主政体”，经济上非“市场经济”，文化上非“基督教文明”，意识形态上更是与之大相径庭。无论从哪个方面来定义，中国都是彻头彻尾的“异类”。纵观历史，没有一个崛起中的国家，相对现行主导国家，有如此突出、如此多的“异质身份”标签。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寄希望于通过“接触战略”，将中国依其规制，化为“同质”国家与西方体系的追随者。“接触战略”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有苏联的前车之鉴。在北京看来，这个化为“同质”的过程，就是“颜色革命”与“和平演变”，是时时刻刻须提防的。

中美战略竞争，只是西方世界对异质者中国排斥、遏制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出头的，是对愈发强大的异质者最为敏感的现行秩序主导国——美国。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深化，有全球利益的其他西方国家，开始逐步加入这个进程，冠病疫情加速了这一进程。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遏制与弹压，最终引发了中国的全面反弹。

面对中国的反弹，西方国家远比中国面对其弹压时，有更多的牌可打。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些牌总体可归结为两类，一是将中国视为“冲击”而采取强制手段弹压，另一则为将中国视为“冲击”而采取适当的“反应”。

冲击—反应理论，本由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所提出，以解释中国近代的发展，指中国的发展是因为西方对中国进行冲击而产生的反应，促进了社会进步。

笔者认为，冷战结束以来的西方国家发展及现行国际秩序，正如近代中国一样，已处于发展缓慢、相对停滞的状态，有必要做积极的改变。中国的崛起是对西方的冲击，将冲击化为优化自身与国际秩序的建设，是西方国家可能的最佳选项。

前文提及的葛汉文在其文章中指出，“异质”身份的崛起国家面临霸权国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更大压力，往往倾向于采取强制方式，以期一举突破“熊通困境”。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当今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应当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感到欣慰。中国并未像历史上众多的崛起国，对现行秩序及其主导国表现出过分的敌意。今天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如何，更多地取决于西方国家的选择。

以“反应”的姿态面对中国的“冲击”，是包括澳洲在内的西方国家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不二选择。改变一个习惯，哪怕是不良习惯，总是令人不适的。但是，比起改变习惯的不适，更可怕的难道不是不良习惯所引发的更严重后果吗？

作者是中国云南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生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深化，有全球利益的其他西方国家，开始逐步加入这个进程，冠病疫情加速了这一进程。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遏制与弹压，最终引发了中国的全面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