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表示，冠病疫情确实加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本付息的负担。疫情之后的复苏不仅仅是取决于发达国家，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量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能不能成功克服疫情实现复苏。他还提到，中国年轻一代的储蓄率明显下调，一方面这有助于扩大内需，但也担心一些年轻人过多地靠借债过度消费、奢侈消费。

根据澎湃新闻报道，周小川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外滩金融“危与机：新格局下的新金融与新经济”主题峰会上表示，一些低收入国家因为还债挤占了大量的财政资源，减少他们在疫情防控方面的能力。如果债务出了问题，疫情以后也会影响到他们未来发展的融资能力，融资能力将会变弱。

周小川指出，最近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已经透露出，中国是积极发起和参与G20的“缓债计划”。中国真正作为最主要债权人的，在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并不多。中国从政府到大型金融机构都在积极参与缓债计划，执行得也相当不错。现在的情况就是东亚（包括中国），是债权融资的主力。过去主权融资的主力是在巴黎俱乐部，目前东亚（包括中国）已经超过了巴黎俱乐部主权债的总额。中国的投资除了到“一带一路”，也有相当大的数量是投在美国、北美和欧洲，但是当前局势的变化，对中国的议论很多，也有很多不友好的政策。但是再往远看，中国的储蓄率还会进一步地变化，就是在“双循环”特别是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战略情况恰，内循环将会更加畅通。

周小川提醒称，他还密切观察到中国年轻一代的储蓄率在明显下调，这有好的方面，有助于扩大内需；也有令人担心的方面，就是一些年轻人过多地靠借债过度消费、奢侈消费，将来是不是好事也不完全知道。但是总的来说储蓄率会进一步地调整。未来“一带一路”的融资格局会与此相关。

中国央行行长：金融业向负面清单管理的转变仍有不少工作要做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指出，为持续推动金融业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金融展业环境，中国要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但这种转变还有不少工作要做。此外，还需统筹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在加快开放的同时防范风险。

易纲今天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外滩金融“危与机：新格局下的新金融与新经济”主题峰会上通过视频演讲作出以上表述。

易纲在谈到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时坦言，尽管中国金融业开放步伐很快，但在同外资金融机构、境外央行的沟通中也注意到，外资在机构准入和展业限制解除后，仍需申请诸多许可，面临不少操作性问题，对金融业开放的诉求依然较多，这表明金融业向负面清单管理的转变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易纲解释说，负面清单与金融业持牌经营并不矛盾，负面清单模式下，金融机构的准入和展业也必须满足资质要求、持牌经营。负面清单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也并不矛盾，负面清单模式下，监管部门可将更多的资源从准入管理转向事中事后监管，实现监管效能的提升。

谈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国际化方面，易纲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更好地发挥汇率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中的“自动稳定器”作用。人民币国际化要坚持市场主导，监管当局主要是减少对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限制，顺其自然。新形势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可在坚持市场主导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对本币使用的支持体系，为市场作用的发挥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易纲最后强调，加快开放的同时要防范风险。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建好各类“防火墙”，提高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使监管能力与开放水平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