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台

陈列　本报特约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新书爆料众多白宫内幕，揭露特朗普更多丑闻。一个是美国最佳总统排名倒数第一，一个是危险和最不安全的国安顾问，反面地说明了有明君才有功臣。明君功臣得以相遇在于贤君“知人”，纳才“心诚”。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新书《事发之室：白宫回忆录》（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本周上市，爆料众多白宫内幕，尤其是揭露特朗普总统“令人震惊的无知”和在执政期间全凭个人政治利益偏好做事，让选情落后的特朗普更加雪上加霜。

特朗普任内早已造就一份劣迹斑斑的书单，但博尔顿的爆料得到比同类书籍更多的关注，原因是他曾身居总统国安智囊团高位一年半，耳闻目睹见证了特朗普在内政外交方面的种种荒腔走板，也因为爆的料相对新鲜，在还有四个月就举行大选的这一时刻，为对手拜登提供了不少口实和弹药。

白宫上下马上总动员，企图抹黑博尔顿，说他的新书满是谎言和编造的故事。特朗普上周四发推文称博尔顿是怪人、蠢货和骗子：“一个满腹怨气的无聊傻瓜，一心只想发动战争。他从来没弄清楚过情况。他被排挤，被抛弃，咎由自取。”

国务卿蓬佩奥则给博尔顿扣上叛徒的帽子，说他泄漏机密信息，危害国家安全。

白宫发言人凯利的反应最可笑。有记者问她：“为什么特朗普总是聘用些‘笨得像石头，浪得虚名，疯狂且无能’的人？”她答说：“总统喜欢招收一些总是和他意见相左的人来平衡他的观点，他喜欢林肯总统那样相互竞争的团队模式，这就是他的用人之道。”

特朗普和博尔顿的关系，从高峰跌到谷底，从“他就是我想要的人”到“强烈不赞同他的意见”，其过程峰回路转充满戏剧性。

熟知内情的人都知道，特朗普本来是想借助博尔顿在外交领域的丰富经验，尤其是他鼓吹的单边主义和鹰派外交思维与特朗普美国优先的立场完全一致。没想到两人没多久就对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议题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别看特朗普成天喊打喊杀咄咄逼人，但他外强中干，不是好战之徒，而是商人本色，讲究的是买卖和利益交换。博尔顿则是名副其实的战争狂人。

他在短短的任期里就得到最危险和最不安全的国安顾问称呼。

成功国安顾问须符合三标准

在历任总统影响下，国安顾问发挥的作用有大有小，冷战时期尤其重要。而国安顾问的权力，在基辛格和布雷津斯基时期达到顶峰。

纵观美国史上“成功”的国安顾问，大多符合三条标准：

一、与总统保持密切关系

二、与白宫阁僚保持密切关系

三、如果做不到第二点，那就必须做到第一点。

基辛格和布雷津斯基任内都曾分别与国务卿罗杰斯和万斯发生过摩擦，但因为深受总统信任并不负所托而受到重用，反而是罗杰斯和万斯因受边缘化挂冠而去。

据报道，有史学家按照运作效率具体把国安会体制分为如下四大类：“尼逊—基辛格”体制、“卡特—布雷津斯基”体制、“里根—白宫”体制，以及“老布什—斯考克罗夫特”体制。

按这个标准类推，“特朗普—博尔顿”体制恐怕要列为第五类——最没有效率的组合。

虽然从思想根源上，博尔顿和特朗普都属于传统保守派，都对全球主义多边主义嗤之以鼻，但在实现目标的具体细节上却是南辕北辙。

可以说，他们在战略上看法一致，但在战术上分道扬镳。

简而言之，战略是长期、全面的一种行动指导方针，而战术则是解决及实现战略目标的具体手段。

博尔顿与总统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俯拾皆是，而博尔顿在外交圈里以人缘不好，喜欢与上司和同僚斗争著称。这次老毛病又犯，同圆滑的蓬佩奥在国际议题上争夺政策话语权，失宠后遭落井下石一点也不意外。

总统国安顾问本来与国务卿、防长并称美国国安领域的“三驾马车”，如今蓬佩奥已处于强势地位，共和党圈内将他形容为“集国务卿、防长、中情局局长于一身的国安会实权领袖”。这一来国安会核心圈内已失去制衡，与凯利胡扯的总统用人之道完全是两码事。

忠诚度已成为特朗普选人用人的标准，促使蓬佩奥之流一味地迎合他，甚至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有说蓬佩奥有竞选总统的野心），不得不维护好特朗普的利益，而不顾总统做出的决策会带来多糟的后果。白宫上下无差别的护主形态围剿博尔顿，就是最清楚的写照。

明君懂得知人、用人、励人

特朗普政府内普遍存在的是非不分、奸邪谄媚的佞臣作风，与为政者当选贤任能的原则背道而驰。

任何一个领导者，如果不懂得如何去知人、用人和励人，不知道怎样通过利用人才来为自己的事业服务，其成功将是不可想象和不能持久的。

历史上无数事实说明，许多亡国之君和败选的政治家，并不是没有人才为之所用，而是贤才往往在其身边，他不知，也不用，甚至将之杀戮，以致江山不保。

纳才任贤，是古代君王成就大事的最基本方法。

唐太宗李世民认为每一代都有贤才，但他认为要得到贤才，用人必须慎选，这样才能得贤才，不然就会用到恶人。

李世民与魏征，从仇敌成为君臣，实由于李世民能释怨选才和胸怀广阔，因而明君与名臣际遇一时，促成贞观之治。

汉高祖刘邦争天下时，广招贤士辅佐他打江山。天下已定后，仍屈意求贤寻求长治久安之策。

就因知人善任，任用当世三位奇才，刘邦才能登天下之极位。

刘邦有次大设酒宴招待群臣，分析自己得天下的原因时这么说：“运用计谋策略，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应粮饷，不断粮路，我不如萧何；指挥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人中豪杰，我善于用他们，这就是我得到天下的原因。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却不能信任他，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

三人各有所长，张良管战略出谋献策，萧何管内政和物流确保无后顾之忧，韩信则管战术带兵冲锋陷阵。

他们各司其职却也相辅相成。

例如，韩信虽以兵法战术见长，却也对天下大势有精辟的见解。

楚汉战争爆发前夕，僻处汉中的刘邦处于战略劣势。如何摆脱被动，扭转与项羽对峙中的败局，进而逐鹿中原，谋取天下，成为刘邦朝思暮想的心愿。正在他无计可施，进退维谷之际，萧何力荐下刚登坛拜将的韩信即时向他提出了《汉中对》。

韩信向刘邦精辟地分析了楚汉双方的战略态势和得失前景，指出项羽有勇无谋，而且分封不公，诸侯不平，又到处屠城害民，百姓怨恨，虽有霸王之名，却得不到民心，他的强不过是“百姓不附，特劫于威，强服也”，因此“其强易弱”，迟早要走向失败。

相对地，韩信看好刘邦，建议刘邦反项羽之道而行之，任用天下英雄豪杰，厚待重赏功臣宿将，并凭借政治上“除秦苛法，与民约法三章，秋毫无犯”，将深得人心，并且“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举平定关中，占据战略重地，进而逐鹿中原，得志天下。

刘邦采纳了韩信的建议，果然转弱为强，最终打败楚霸王。

《汉中对》使得刘邦极为赏识韩信，相逢恨晚，而曾经落魄多年的韩信也时来运转，一跃成为纵横沙场，威震敌胆，军功煊赫的大将。

平定天下后，刘邦和众大臣原想建都洛阳，但张良力排众议，主张建都关中。他一方面指出洛阳的局限，另一方面从军事、政治、经济和历史角度分析关中的优势，认为关中地形优异，交通方便，土地肥沃，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在当时作战武器比较简陋的情况下，地理形势在战争中往往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在选择建都之址时，有险可据，又有物可凭才能进而控制天下。于是刘邦选择了关中作为都城的基地，取名长安。历史证明，刘邦做了正确的决断，长安对西汉政权的稳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名副其实的“长治久安”。刘邦招贤纳谏，善于用人，成就了三大功臣，也保障了汉朝的锦绣江山。

良臣择贤君而仕

史书和小说里的诸葛亮神机妙算满腹韬略，却没有追随强大的曹操或蒸蒸日上的孙权，而是选择了当时最弱小的刘备。

《三国演义》第38回“笑指画图点迷津　身在隆中定三分”写刘备三顾茅庐，与诸葛亮商议天下大事，终于获得诸葛亮的辅佐。

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提出的“西占荆、益两州，东联孙权，北抗曹操，南和诸夷”策略，让刘备茅塞顿开，从走投无路变成重整旗鼓，终于立足西南，建立蜀汉，与魏吴三分天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三国鼎立的格局。

后世分析诸葛亮选上刘备最主要因素是刘备心诚。

刘备的政治能力和笼络人心的手段使用得酣畅淋漓。先同诸葛亮促膝长谈，最后来一句：“像先生这样的人不能出山，是汉室的不幸，是黎民百姓的不幸。”这句话意味深长，既肯定了诸葛亮的才能，再表明自己是从百姓和大汉的角度考虑，更加触动了诸葛亮的内心。

从此以后，二人情同手足，食则同桌，寝则同榻，循此谋略并马驰骋，纵横捭阖，成就了刘备的大业。

世人只知诸葛亮的《隆中对》，其实，更早之前，东吴谋士鲁肃也有过鼎足而三之论（《三国演义》第29回：“小霸王怒斩于吉　碧眼儿坐领江东”）。

话说孙权继承父兄余业之后，招贤纳士，欲图天下，听人说鲁肃胸怀韬略，便聘至帐下，将一统天下之事请教于鲁肃。鲁肃说：“依我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只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才是长远之计。目前，应先进伐刘表，据守长江，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孙权闻言大喜，厚赏鲁肃。

鲁肃说此话时，曹操和孙权两方已明，刘备则刚露端倪，尚不明朗，坐领江东之计显示鲁肃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鼎足之局看得很准。

同样地，孙权礼贤下士，谦恭受教，是鲁肃心悦诚服愿意为他效劳的主因。

一部《三国演义》，大大小小写了40多场战争，里头有曹操、刘备、孙权的争霸，还有诸葛亮、周瑜、陆逊等军师谋臣精彩的斗智斗力，既写了重大的战略决策，又写了丰富的战术运用如火攻水淹、劫营围城等。

小说在战略应用上、战术的处理上都写得很具体，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被人当作兵书阅读。明清两代就曾经有过一些农民起义领袖如李自成、张献忠和洪秀全等以它作为战略战术的指导读物。

究其原因主要是起义军文化程度不高，未必读懂或有兴趣读《孙子兵法》之类的兵书，因此三国演义里提供的战争经验对他们尤为宝贵。

《三国演义》与中美建交

据知马来西亚前副首相安华在狱中曾苦读《三国演义》，相信书中尔虞我诈合纵连横的谋略和刘备善用人才东山再起等情节对他有启发作用。

三国演义的影响还不止此。上文提到的美国国安顾问的权力在基辛格和布雷津斯基时代达到巅峰，就牵扯到一段中美建交秘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形势出现大变化，打破了当时的势力均衡。美国除与苏联争夺霸权，还陷入越战泥沼，消耗了很大的精力，与此同时，中苏关系也在恶化。1969年初，两国在珍宝岛发生冲突，苏联在边界囤积重兵，甚至摆出不惜动用核武器消灭中国的姿态。

为寻求新的平衡，尼逊和毛泽东都迫切需要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1969年初，尼逊上任一周便交给基辛格一份备忘录，表明要和中国建交。中国方面，毛泽东委任四大元帅叶剑英、陈毅、徐向前和聂荣臻认真研究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势，尤其是美国和苏联的关系。1969年6月至10月，四大元帅全面深入分析了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建议。叶剑英报告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

原来叶剑英一生喜欢三国，对诸葛亮三分天下的理论很有研究，认为适用于当时的美中苏形势。毛泽东接受了这份报告，而叶剑英其后也参与了对美政策的制定。而尼逊与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因而警告苏联勿对中国轻举妄动。

基辛格原是尼逊党内对手洛克菲勒的顾问，在选战中骂过尼逊，但尼逊赢得共和党总统提名后礼聘他为顾问，并在当选后委任他为国安顾问。

基辛格任内最大的亮点就是为中美关系破冰，促成尼逊访华，可惜任内看不到中美建交。

1977—1981年间，布雷津斯基出任卡特总统的国安顾问，在外交政策上用尽一切方法阻止苏联扩张，但对中国比较宽容，最后促成中美关系正常化。

布雷津斯基和卡特的联系始于洛克菲勒1973年创立的三边委员会，布雷津斯基是首任会长，卡特则是乔治亚州州长，是外交门外汉。1974年他邀请卡特成为委员会委员，两年后，卡特成为民主党候选人，聘请布雷津斯基为外交事务顾问，当选后出任国安顾问。

说了这么多，无非在强调人才必须得到明主明君赏识重用，才不至于怀才不遇，施展不了抱负。

唐朝文人韩愈说过：“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然而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尼逊和卡特无疑是基辛格和布雷津斯基的伯乐。

为了识别、选拔更多更好的贤才，今天的领导者首先要努力使自己成为贤者。只有不断地提升自身的素质，提高识人的水平，才能在更大的范围中识贤和得贤。

有了明君，才会有立功的臣子。

不幸的是，特朗普是个昏君，自己不求上进，更不会识别也不重视人才，在他手下，多的是另类功臣——歌功颂德的佞臣。

《华盛顿邮报》言论版副主编戴尔不久前发表题为《蓬佩奥应对疫情的表现使他成为美国史上最差国务卿之一》，谴责他在抗疫期间非但没有制定协调一致的多边应对方案，从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开始，把各国团结起来，却去做一些无聊事，例如同伊朗领导人打口水战。意大利等重灾区欢迎中国提供医疗设备，而美国什么也没给。文章引述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说：“这将永远改变人们对谁是世界领导者的看法，答案不是美国。”

奥巴马总统的国安顾问赖斯则批评蓬佩奥发表新冠病毒之类的言论对美国而言是巨大耻辱。

政治学者在前年发表的美国最佳总统排名榜上，把林肯列为第一，特朗普是最差劲的总统。

最昏庸的总统、最差劲的国务卿，搭配最危险的国安顾问，美国国安会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