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刚强分析，武汉冠病逝者家属的心理压力，不仅来自于失去亲人的悲痛，更反映出他们对当地粗暴管理方式的不满。政府需要以疏代堵，通过基层和社区关心和帮助他们，才能真正安抚这个特殊群体的情绪。

谭刚强说：“如果政府能允许民众适当宣泄情绪，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就能引导生者化悲痛为力量，否则可能激化和扩大负面情绪影响。受影响者轻则陷入抑郁或焦虑，重则丧失活下去的希望，甚至通过报复社会来发泄个人怨气。”

普通市民面对新心理困境

即便是没有经受丧亲之痛的武汉居民，也在两个多月的封城期间承受巨大心理压力。对他们而言，今年的清明预示着全城即将解除封锁。不少人刚走出封城初期的心理阴影，又对解封后的未知感到紧张和不安。

26岁的武汉市民陈智1月中旬随父母一起到市郊祭祖，没想到几天后就遇上封城，他们只得暂居在郊区县城，几天前才回到武汉家中。在这期间，陈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白天无所事事，夜晚焦虑失眠，“每天只是不断地刷新闻，没有心情做别的事，坐着不动都能心跳加速”。

幸运的是，陈智过后通过在网上和朋友聊天缓解了焦虑情绪，随着武汉疫情逐渐受控，她的心态也一天天好转。但好不容易可以出门，她又陷入新的恐慌：“听说有人坐了趟地铁，健康码就从绿色变成红色，说明同车可能有患者。虽然大家都戴了口罩，但还是感觉放心不下，短时间内可能都不会出门。”

刘一凡分析，在经历长时间的封闭状态后，许多人都需要一段心理适应期，才能回归正常生活。“有些人很快就能适应，有些人需要更多时间，这都是正常的。不过，如果会因为和人碰面而心跳加速，甚至出现恶心难受等强烈生理反应，就有必要及时寻求心理咨询师帮助。”

他也指出，随着武汉迈向解封，三类人员特别可能出现心理不适。一是两三个月没有返岗、一时难以适应工作强度的在职员工；二是由于学校尚未复课，对孩子教育感到焦虑的家长；三是随着子女们离家返岗而陷入孤独的空巢老人。

此外，在抗疫一线工作多时的医护人员、警察和快递员，虽然工作压力可能减轻，但长期压力下累积的心理负担，可能正要显现。刘一凡说：“事实上，所有经历过这轮疫情的人，或多或少都需要心理疏导。公众可以在网上搜索与‘情绪调节’‘抑郁’‘创伤’相关的心理课程，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心理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