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病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不幸染病辞世，民众在他生前工作过的武汉中心医院后湖院区门诊楼门口摆放了他的黑白画像和祭奠鲜花，北京民众也在通惠河畔积雪上留下“送别李文亮”五字哀悼。 （中新社）

中国特稿

2月23日，武汉封城满月，中共最高领导层以视频形式召开史无前例的超大型会议，直通中国县级以上行政单位和军队团级以上单位，参与会议官员估计超过17万名。中国在视频大会上发表重要谈话，为冠病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困顿寻求出路，高调号令防控疫情、恢复经济，要求各地落实分区分级精准有序复工复产。防疫和复工本就两相矛盾。过度防疫必将影响复工，大量复工又很可能导致疫情反弹。防疫复工两不误，已成为中国官员耽误不起的压力，也是中国能否尽快战胜疫情，全面恢复经济社会正常运转的政治严峻考验。

2月23日，中共最高领导层以视频形式召开史无前例的超大型会议，直通中国县级以上行政单位和军队团级以上单位。据粗略估算，参加大会的官员超过17万人，规模远超1962年中共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

这两次大会都是要将高层意图直接传达到基层。“七千人大会”是要纠正导致三年（1959年至1961年）严重饥荒的“大跃进”政策错误，挽救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2月23日的视频会议，则是在武汉封城一个月后，为2019冠状病毒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困顿寻求出路。

但两次会议的时代背景已有天壤之别。1962年，中国与当时的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分道扬镳，处于一穷二白的锁国状态；而今天的中国则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超过1万美元（约1万3900新元）。

同时，时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导的“大跃进”等左倾政策是造成三年严重饥荒的主因。“七千人大会”虽然没完全纠正左倾错误，但初步总结了1958年后“共产风”“浮夸风”的教训，毛泽东本人也在会上自我批评。“七千人大会”后，中共着力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并在当年取得成效，遏制了全国性饥荒。

与当年高层政策导致三年严重饥荒不同，虽然这次冠病疫情也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巨大损失，中共各级决策者、尤其是疫情发源地武汉市和湖北省的决策者对冠病疫情的迅速蔓延负有防控不力的责任，但疫情本身属于突发事件，并不是高层政策带来的结果。

因此，“七千人大会”和2月23日的视频大会要解决的问题有明显差异，两次大会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处境也很不一样。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作出自我批评后，一度隐身幕后，将前台让给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等人。当今则在视频大会上继续高调号令全党防控疫情、恢复经济，“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

错失疫情防控时机的政治因素

尽管疫情本身并非决策带来的结果，但疫情充分暴露出中国体制和政治风气的许多弊端，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去年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接诊到特殊病例，判断并坚持上报了新型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根据她的报告，2020年1月1日，武汉市官方关闭了被认为是疫情发源地的华南海鲜市场，疫情一度引起舆论关注。

但武汉市官方在防控疫情的道路上不仅就此止步，而且对发出疫情预警的李文亮等医生采取训诫措施。同时，到武汉调查疫情的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又发出了“未见明显人传人”的错误结论。武汉市官方的措施和有关专家的结论，导致舆论和公众对疫情放松警惕，武汉市也错失防止疫情蔓延的良机，很快酿成滔天大祸。

平心而论，武汉市和湖北省的决策者未必有意隐瞒疫情的真相，因为他们当时也可能并不了解疫情的真相。他们打压李文亮等人的警示，是出于不希望自己辖区出麻烦从而避免担责的官场思维。在高度集权体制下，下级官员主要对上级负责，上级将维护一方稳定作为对下属的基本要求，维稳就会成为大多数官员的本能。

对武汉市、湖北省的决策者来说，在疫情还没发展到一定程度，尤其是上级没具体要求的情况下，主动采取有力措施防控疫情蔓延，显然不符合他们维稳的本能。何况，有关专家也作出了符合他们维稳愿望的结论，就算疫情暴发，他们也觉得自己有了卸责的理由。

而且，武汉市和湖北省人大、政协会议已定在1月上中旬召开，这是中国地方政治每年一度的大事，决策者更有动力不让防疫干扰他们眼中的“大局”。

按照官方的话语，这种不愿担责、机械执行上级要求的做法其实也是一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但在高度集权体制和思想高度统一的政治氛围之下，在重大问题上真正敢于担责、不搞形式主义的官员能有多少生存的空间？与果断采取措施防控疫情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相比，武汉市和湖北省的决策者对疫情选择了忽略和侥幸，对他们来说并不反常。只不过，疫情蔓延的后果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