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 杨功焕:武汉封城是一个理性的，实际上不亚于一场战争的处理。

▲新加坡医药协会前会长 黄长彦:情况在好转之前，可能变得更糟，要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王军:浙江、广东等东部沿海经济大省疫情严重，势必对中国经济造成更大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 赵锡军:疫情没控制住的情况下，现在还不是谈经济的时候。

岁末年初，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中国武汉暴发，真相缺席、公信丧失、机制失灵，导致疫情迅速蔓延，演变成比2003年沙斯更严峻的公共卫生危机。风暴中心武汉犹如按下暂停键，悲悯、恐慌、无助弥漫在城市上空。中国通过极端的封城措施严防死守，但确诊和死亡病例的数字还在上升，数不尽的悲欢离合每天都在上演。瘟疫围城下的武汉在经历怎样的艰难？疫情何时能迎来拐点？这场危机对中国经济将造成怎样的重创？

“如果当初知道会这样，封城那天谁都想走。”

说完，陶倩（化名）停顿了两秒，突然在电话那头抽泣起来。

大年初一，陶倩的姑妈陶女士（46岁）莫名地发烧，此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武汉暴发已不是秘密。五天前的1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指示，要求坚决遏制疫情的蔓延势头；两天前的1月23日，1100万人口的武汉实施大规模封城。

虽然一直告诉自己不是“那个病”，但长期在医院当护工的陶女士在出租房里量完体温的那一刻，心里还是“咯噔”一下。

她没告诉在外地的丈夫和儿子，甚至没通知在武汉唯一的亲人陶倩，希望熬两天就会过去。她也清楚，武汉切断了与外界的往来，她在应城的家人很难到武汉照顾她。

陶倩得知姑妈的事已是29日晚上，当天一名好心的社区义工把乏力的陶女士送到武汉市普爱医院发热门诊，从晚上8时等到隔天凌晨4时，她总算在人山人海的医院打了针、拍了胸片。

陶倩日前通过电话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回忆：“报告上没写是那个病，医生只说了一句，情况不太好，先回家隔离。”

之后几天，陶女士的情况每况愈下，高烧、乏力、呕吐，陶倩带她跑了好几家医院，都做不了核酸检测。“我们去发热门诊，只能给打针；联系120（急救中心），120说要先有床位才能来接，但要先去排队做检测，确诊才能排床位……可是人已经等不了了。”

万般无奈下，陶倩在微博发出求助，声嘶力竭地为姑妈求一张病床。

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的“肺炎患者求助超话”中，上千个像陶倩那样的民众，在通过互联网寻找希望，这些帖子背后是大量被疫情击垮的家庭，以及一个被混乱、焦虑和挫折围困的城市。

武汉终于被看到

去年12月，武汉首次发现新冠病毒，这座城市犹如被撕开一道口子。

疫情传播初期，当地官员淡化疫情、行动迟缓，甚至释放“不会人传人”的误导信号。在1月20日之前，武汉一直泰然自若，除了极少数从事医务工作者通过个人渠道发出预警，几乎没有人相信，传播性极强的病毒已在城市蔓延，当地政府还在举办数万人聚集的“万人宴”。

1月23日，官方宣布对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实施封城，疫情的严重性才被公众所知，但病毒早已在春运大潮下，被带到中国甚至世界各地。至此，这道口子越变越大、越来越难缝合，几乎成为难以挽回的事实。

过去两个多星期，大量援助物资涌入武汉，各地医疗团队纷纷前往当地，官方调派军队驰援，火神山、雷神山、多家方舱医院相继建成，然而超负荷运作下，武汉当地的疫情依然格外严峻。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武汉封城后的第五天接受中国媒体采访，谈及武汉抗疫，双眼满含泪水，称武汉“是一个英雄的城市”。

面对不断告急的形势，有武汉网民感慨：“武汉现在就是一个巨大的笼子，封城是对外面人负责，里面的人则开启命运的随机模式。”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受访问时形容：“这是一个理性的，实际上不亚于一场战争的处理。

“很多事情从感情的角度，很不容易，也不想看到，但是在这样一个大的疫情下，我们应该如何做，这才是关键。”

两种说法

目前关于武汉是不是做出牺牲，或者是不是武汉殃及了全中国，两种说法都有。

杨功焕认为：“武汉人民在封城的情况下，不仅仅是不方便，而且是最大的受害者。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指责武汉给全国带来疫情，同样，武汉为疫情控制做出了牺牲也是合理的。”

记者联系上陶倩时，陶女士还在等着入院的第一步——做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命运是否允许她继续等下去还是未知。

陶倩告诉记者，要不是身边有亲人感染，亲眼看到医院的混乱，亲身经历极端无助，都不知道武汉面对的是怎样一场灾难。到今天她才明白，为何有人要在封城前的八个小时里，拼命往外跑。

她说：“真的很绝望，不能怪医院不收（病人），只怪我们身在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