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过年了。但庚子鼠年来临前的最后一天，亚洲许多地方的华人内心恐怕都不踏实，原因也明显不过：新冠病毒疫情还在扩散。年二九这天，香港的两个高度疑似病例俱已确诊，新加坡也出现了首个确诊病例，以及一个暂定阳性病例。

这是一场怎么样的瘟疫，病源是什么，最终会有多严重？大家心里都没有底。2003年沙斯来袭时，香港和新加坡都是灾区，香港近300人因沙斯而死，新加坡也有33人死亡。犹记得，当年新加坡出现沙斯确诊病例时，高级官员神情凝重，学校先是停课、接着每天得给学生量体温，大型机构与重要部门把职工分散到两个不同地点办公，以防万一一人染病全体沦陷，政府出台法令，曾与患者密切接触的人员必须居家隔离，违者可被判罚款甚至坐牢……往事历历，在许多新加坡人脑际浮现。

而今，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显示，其病毒的潜伏期平均为七天，也可长达10天至12天。换言之，可能还有许多病例未被发现，再加上不能确信武汉政府此前没有隐瞒疫情，种种情况都让人心里不安。

曾经与沙斯奋战的香港大学传染性疾病专家管轶悲观预测，新冠病毒的感染规模“保守估计”是2003年沙斯瘟疫的10倍。以沙斯当年在全球感染了逾8000人计算，如果管轶的预测不幸成真，那可是8万多名！

因反应滞后、并且被怀疑可能涉及瞒报的湖北省与武汉市政府，星期四采取了一项颇为极端的措施——对1100万人口的武汉、750万人口的黄冈，100万人口的鄂州，以及48万人口的赤壁，祭出“封城”举措，以“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途径”，恳请市民理解支持。

准确地说，官方通报并未使用“封城”字眼，但连高速公路也被管制，中国媒体将之解读为“封城”，当局后来也没有否认。

对于刚带队到武汉考察的管轶来说，武汉已错过了黄金防控期，传播源已全面铺开，封城为时已晚。不过，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高登·加利亚（Gauden Galea）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则对封城流露出保留态度。他指出，从科学上说，试图封锁一个1100万人口的城市是新鲜事，作为公共卫生措施前所未见，而现阶段也不能判断这项措施会不会有效。

加利亚也表示，即使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达到数以千计，他不会感到惊讶，只要死亡率继续偏低，确诊病例的数字本身并不是疫情严重程度的指标。

在新加坡，有市民一针见血地点评：“封城”不是封建时代才有的字眼和做法吗？怎么今天这个时代还会出现？

星期四一天里，中国的互联网上流传好些“逃离”武汉的故事，在外地的武汉人决定不回家过年，还有英勇的武汉医务人员回岗位报道的感人故事。这些故事让人看到“封城”之民的纠结，背后也隐藏某种意识：武汉人不该到处窜以免把病毒和风险带给他人，这是他们应该做的。

也许是吧！但是“封城”民众——其中绝大多数是健康民众为此付出的代价和承受的委屈，比如不能回到祖籍地与亲人团聚过年，有其他病症也没法到外地求医等等，并不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瘟疫是天灾，为政者与医疗人员的疏忽理应检讨，但该被罚的不是普通市民。

再者，湖北省祭出这样前所未有的封城之举，一方面可见疫情确实十分严重，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不惜代价、防控疫情的强烈决心。中国铁路集团昨天宣布铁路免收退路费扩至全国，央视网公开“呼吁尽量取消家庭聚会”。武汉市也计划准备重演沙斯爆发期间，北京在七天内建成小汤山医院的历史。

中国最高领导人...是在本星期一对新冠病毒下达指令，地方政府随后“突然迅速”的反应，让人再次见证中国的特性：只要高层一声令下，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从数字看，新冠病毒的致命率目前是2%，远低于沙斯的15%，各地民众接下来确实可以不必对新冠病毒过于担心。只不过，地方政府往往要待高层下令才紧张，要靠动员才反应，否则就会心存侥幸的积弊，是怎么产生的，又该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