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稿

穿梭繁忙商业区，他们穿着有品有位、手握星巴克、以网约专车代步。下了班回家，他们面对的则可能是狭小的合租房、大笔须承担的家庭开销，以及存款捉襟见肘的现实。他们是徘徊边缘的中国‘伪中产’，按收入水平或已被定义为中产，表面上过着光鲜的中产式生活，但转身面对资产匮乏和各种生活压力的现实，隐隐感受到一股不踏实与不安全感。

和29岁的行销员刘源约见，他选择了北京市区一家卖西式轻食的餐厅。带着朋友的他步入简约时尚的餐厅，点了健康牛肉沙拉碗，配搭鲜榨果汁，快步走向收银台抢着为我们三人买下200多元（人民币，下同，约40多新元）的账单。

慷慨大方是刘源的个性，想花钱时他也从不手软。他坐下与《联合早报》记者聊起自己的消费习惯时，幽默地说：“我是多年的专业月光族，省钱这件事情我从来没干过。”

刘源去年初从山东搬到北京，到一家电商企业当行销员，上月底刚跳槽到另一公司继续从事行销，薪水从1万6000元增至2万元。收入算中等以上的他爱健身，偶尔会到美容院晒日光浴美黑；他热衷时尚，能接受的品牌从优衣库（Uniqlo）起跳；他有点爱美，会上淘宝买千多块钱的SK-II日本品牌护肤品。

他的生活过得体面舒服，没什么特别不满的地方，惟独没积蓄没资产，和朋友每人付3500元合租一个房间。他自嘲笑说：“我就是一个伪中产啊。”

同在北京，36岁的媒体从业员吴翠珊月入1万多元，和当设计师、月入两万多元的丈夫同住。和刘源相比，年纪较大的刘翠珊已有一些资产：她2013年在父母资助下买了一套房，之后与丈夫买了价值50万元的奔驰轿车。她热衷旅游，去年去了美国、新西兰和两趟日本，生活方式听起来颇令旁人羡慕。

但和记者聊起财务状况时，她的开场白却是：“我连咖啡自由都没有！”她苦笑说，北京连锁咖啡厅的冷萃咖啡一杯要40元，她喝不起，更常到便利店花10多块钱买自助贩卖机的现磨咖啡。

吴翠珊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就是个伪中产，“这形容我太贴切了”。她透露，扣除房贷、车贷、旅行费用，生活开支挺紧张。那辆气派十足的奔驰轿车背后，是几乎零储蓄的现实。

光鲜但缺乏安全感

刘源和吴翠珊口中的“伪中产”，是中国近一两年颇流行的民间热词。百科网站“互动百科”给出的定义引起不少网民的共鸣：“这是光鲜的一群，毕业于知名高校、从事体面职业、在大城市安下小家、追求有品质的消费和体验；但这又是脆弱的一群，住房、下一代教育和家庭成员的健康，都成了他们焦虑的来源。”

刘源和吴翠珊这两名自称伪中产的都市白领生活方式不同，却面对共同的窘境：过着光鲜的中产式生活，背后却缺乏财务保障，隐隐潜伏一股不踏实与不安全感。

谁“被中产”?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造就并不断壮大的中国中产群体，被视为继续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不过，如何定义中产阶级没有统一标准，中产的面貌也因此相当模糊。

中国国家统计局去年曾统计，月收入2000至5000元的“中间收入组”超过4亿人。不过，其他更普遍的国际调查采用的标准更高。例如，美国《福布斯》杂志将中产定义为年收入1万到6万美元（约1万4000新元到8万3000新元）之间，按此定义中国中产阶级有约2亿人。

按上述标准，很多中国民众已晋升中产行列，但这又与许多人的实际感受不符。网上流行这样一种说法：“一不留神就被中产了”，反映出许多薪水在所谓中产范围的人，实际上没感觉自己沾上了中产的荣光。

自我调侃是伪中产，反映出对中产身份欠缺认同感。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认为，伪中产的身份焦虑，源自对未来生活和经济条件缺乏安全感，这与许多中国人缺乏财产性收入相关。

陈志武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分析，相对于美国这样一个财产私有制的国家，中国大多数资产仍是国有的，土地等国有资产的升值，对一般民众几乎一点影响也没有。“中国现在很多人一年有二三十万元收入，但未必有很强的安全感，因为他们没有足够多财产性收入。”

他说，许多家庭选择把钱放在银行储蓄，碰到的下一个问题是，银行储蓄收益非常低。但中国金融市场又还不够发达，金融产品“爆雷”等诚信与违约问题仍存在，能帮助中产规避未来风险的作用有限，更难以为这些家庭提供安全感。

与此同时，这些家庭的负债率正逐年提高。据统计，2018年中国居民杠杆率达到53.2%，全年上升3.8个百分点，从2008年起年均增长3.5个百分点。其中房贷增长尤为显著，从2008年到2017年，个人房贷额从3万亿元增至21.9万亿元，全社会新增储蓄资源约一半投入了房地产。如此高负债率意味着消费将受影响，生活水平可能降低，万一资金链出问题，这些家庭更可能面临破产危机。

陈志武说，中国房地产价格过去20年不断提高，迫使更多中产不得不存更多钱供将来买房。这是对中产家庭变相高征税，也使得他们所能花的钱变得更少，感觉像是伪中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