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去留两难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风景园林院副总工程师谢晓英主持的无界景观工作室，2015年开始在杨梅竹斜街66号至76号大杂院推行“胡同花草堂”公益项目。

谢晓英和她的团队发现，杨梅竹斜街实施环境改造以来，居民并没因公共居住环境的变化而感受到多少实惠，“文化街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是不少居民普遍的反映。

作为景观设计师，设计团队曾专门为每户居民设计了花池，种上了竹子、灌木等观赏性花卉，然而没过多久，花池里的花卉大多被拔掉，居民种上了小葱、蒜苗、丝瓜等食用类植物。

团队组织的另外一个公益活动也未得到居民的积极响应。为帮助居民多一份收入来源，团队倡导居民通过包装自家栽种的蔬菜，把家庭种植进行品牌化，结果居民们仍是不想参与，也不想交易。

居民的这些行为，让谢晓英和她的团队陷入思考。他们认为，不能简单地用社会公德和审美标准，或者老北京人的惰性来评判。因为，从居民对自己栽种的植物的细心程度来看，他们并非对花草不感冒，他们有基于自己需求的审美文化与传统，而他们的随性自在也与现代文明并行不悖，互为参照，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文化存在。

谢晓英认为，这种普遍现象并不独在杨梅竹斜街。与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带来数量庞大的社会边缘人群。在北京，这些被边缘化的人群，一部分聚居在北京老城区内、看似贫民区的大杂院。

她说，在拔地而起的商业设施和新兴CBD“高尚住宅区”的映照下，旧城区居民无力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在快速的城市改造中，他们所在的街区却被“发展”所遗忘。

谢晓英受访时表示，花草堂项目就是希望通过建立以花草为媒的胡同花草堂，让大杂院不同的人群有个共同话题，从而缓解逼仄生活空间带来的生活压力。

面对无法改变的现实生活，居民通过种植，从植物的生长收获，从四季花开花落获得心灵慰藉，在对现实生活的默认中找到精神寄托。

新一轮胡同改造更新后，在越来越光鲜亮丽的公共空间和创意新潮的店铺衬托下，胡同居民自身的居住环境显得更加逼仄粗陋，是去还是留，他们愈发处于两难的矛盾境地。

住在织染局胡同大杂院的费先生（72岁）担心最后由不得自己选择，不得不搬迁。他有些凄凉地对《联合早报》说：“北京城越来越漂亮了，可大杂院是越来越破落了，不相配，肯定不能这么长久地存在下去；可搬到五环以外呢，万一人不在了，都没人知道。现在好歹还有街坊邻里过来串门，出了事都有个照应。”

大杂院居住功能无法满足现代需求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王志刚受访时认为，胡同里大杂院的居住功能几乎已走到尽头，“按照现代社会对卫生间、厨房等的标准来看，胡同只能适应过去的生活方式。”

他说，不少大杂院的一些设施连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需要都达不到，“有胡同情怀的人，不少只是旁观者，偶尔路过的游客，不会在意生活上的不方便，而在大杂院里生活的原住民，是需要面对现实的生活。”

2017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出台，提出北京“老城不能再拆，通过腾退、恢复性修建，做到应保尽保”。

老城保护政策做出重大调整，意味着地方政府不能再像过去，任由地产商大拆大建，这一方面有利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但对寄望于拆迁改变居住条件的原住民来说，希望破灭了。

住在东二环附近的余姓胡同居民（60岁）失落地对记者说：“一直盼星星盼月亮地等着拆迁，好换个大点的房子，现在彻底没戏了。”

她和父亲居住的大杂院，不到2000平米的院子住了70户，“按我们的收入，买房子肯定买不起，拆迁是唯一改善居住环境的途径”。

她说，现在住的20平米公租房，腾退也只能换到五环外的共有产权房，她叹了口气：“那也几乎把家底掏空，最后可能只有继续留下。”

虽说今天的胡同早已不是过去的胡同，而对于正在进行中的新一轮胡同更新改造，无论引进怎样的创意产业激发活力，北京的胡同应该仍是北京平民文化的体现。

正如无界景观工作室设计师、花草堂项目主创人员之一的童岩在《安住·杨梅竹斜街改造纪实与思考》一书中表达的观点：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产业一样，在技术升级、经济周期等因素影响下，终将被新兴产业所替代，只要平凡的生活还在，北京胡同就不会成为文化的“铁锈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