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

甲午战争之后，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两百兆以后始也。”从此，国人对中西文明的比较深入到制度和伦理层面。

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之间，东西文明之争体现在洋务派和守旧派的交锋之中，但两者的终极目的是一致的，即维护大清的皇权专制。甲午战争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从更深层次反思中华文明的弊端，倡导更全面地学习西方，不仅是科学文化，还包括政治体制，从而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如果说洋务派在第二阶段是中西文明冲突中的积极因素，那在本阶段，其与守旧派同属一个阵营，视康、梁之说为“异端邪说”，坚称“天不变，道亦不变”，主张维护君主专制。

甲午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派在朝廷失势。维新派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不只是因为洋务派所说的“器用不如人”，更在于君主专制制度之腐化。康有为上书清帝，痛斥皇权专制，“考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有体制尊隔之故”。皇权专制导致君臣之隔、官民之隔，信息传递不畅，政策决策扭曲。所以，维新派主张削君权、兴民权、设议院，仿照西欧建立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维新派还对君主专制的伦理基础——传统儒家“三纲五常”所确立的等级观念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提倡“民本君末、君由民择”思想。维新派认为，这两个层面是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传统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观给予了皇权专制以合法性。

在光绪帝的支持下，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维新派掀起了戊戌变法，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同时规定，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但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百日维新”宣告失败。

这促使国人再次反思救亡图存之道。维新派极力推崇在不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而维新变法又是因为体制内强大的守旧势力的阻挠而失败。这就形成了一个无解的闭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主张以美国的民主共和制为蓝本，主张以武力彻底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新的民主共和政府。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2月12日，清朝发布退位诏书。至此，2132年的帝制历史告终结。同时，1912年，也成为中华民国元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制政府。但是，中西文明的冲突并没有画上句号。

4.辛亥革命的失败与新文化运动

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孙中山退位，袁世凯即位，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经过一系列权力斗争，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经国会选举，正式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国民党人逐渐被排挤出政府体系。1915年，袁世凯废共和，复辟帝制和孔教，虽以失败而告终，但辛亥革命的理想也宣告破产，中国陷入了南北割裂、军阀混战的局面。正在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梁启超、梁漱溟等为代表的国内“文化保守主义者”借机批判西方的物质文明，主张在儒家文明的基础上，协调东西文明，形成了东方文化派。站在对立面的是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新文化派，竖起了西方“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以1915年创立的《新青年》为阵地，与东方文化派展开了辩论。

梁启超推动的维新变法在政治上是进步的，但在文化上仍是保守的。按照前述中西文明冲突的三个层次来说，仍属于第二个层次。维新派也对儒家思想的核心——“三纲五常”进行了批判，但仍旧是为其破专制、立宪制的政治主张服务的，他们并没有彻底否定儒家思想，这一点在于新文化运动的对比中看得更清楚。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文化革命，竖起的是“打倒孔家店”的大旗，这是要革孔教的命。所以，新文化派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比以前的改革派更加彻底，也走得更远。他们认为，中国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废弃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由的民主政治。在文化上，他们主张用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对待儒家文化，从宗教上、政治上和道德上打破守旧的、愚民的信仰，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打破一切传统“意缔牢结”（林毓生用词）的束缚，轻装上阵，向西方学习。

经过“问题与主义”、“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讨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之后，新文化派内部激进的俄国派和稳健的自由派分道扬镳。观念上的差异导致了革命道路的差异，最终，中国1949后开始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经过了近30年的曲折探索，1978年12月18-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任务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回望改革开放的40年，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我们发现，每一次有利于市场化和全球化的重大改革，都会释放新的改革红利，牵引着中国经济建设向上攀登。

三、从文明的冲突看改革开放40周年

从文明的视角回看改革开放40周年，1840年以来东西文明的冲突转化为中国与世界文明的融合，而这又是以中美建交为起点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召开前两天，1978年12月16号，中美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仅半个月之后，1979年1月1号，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中国迎来开放新局面。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再一次相遇，不仅内容决然不同，形式也是天壤之别，不再是“血与火”式的对抗，而是求同存异，共存共荣。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成就，经济上来说，概括起来，就是对内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的双向开放和彼此间的良性互动，而对外开放是构建在以WTO为代表全球多边体系基础之上的。从1995年创立时起，全球多边秩序就面临挑战，每一届WTO部长级会议（MC）都有众多抗议者，其中以1999年西雅图MC3最为典型，4万名美国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工会会员和民权活动家抗议童工制造的廉价商品，消费者团体对进口食品安全问题表示忧虑，环保主义者打扮成海龟的模样，抗议WTO取消对某种特定方式捕捞虾类产品所实施的禁令（因为这种捕捞方式会危及濒危海龟）。示威活动致使原定于西雅图进行的新一轮贸易谈判“出师未捷身先死”。

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开始反思全球化，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开始兴起。从经济层面来看，美国将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归于全球贸易失衡，她指责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过不合理的政策实现长期顺差，又通过购买美国国债致使资金回流，压低利率，抬升风险偏好，吹起了资本市场泡沫。保守派特朗普上台之后，正式向中国和全球多边秩序发起挑战，中美关系面临挑战，WTO体系趋于崩溃，以自由贸易为主流价值观的全球化，正在回归到以国家主权和安全为核心的国际化。

美国在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责中国为“修正主义国家”，综合其它官方报告和发言来看，我们认为美国的指责有5层含义：经济模式是“国家资本主义”和“儒家重商主义”；一带一路等扩张计划是“新殖民主义”；政治上是“新威权主义”；而文化上，以孔子学院为代表，是“文化帝国主义”。

亨廷顿说，“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 。中美文明的差异是客观的，潜在冲突也是永恒的，但并非必然。即使冲突发生，也可以通过改革来实现“创造性转化”。由史观之，外部冲突带来的压力，正是中国“现代性”的起源。

改革开放40周年的今天，中国应该思考的问题，不是中美博弈的短期得失，而是全球秩序的新方位，和自身在其中想要扮演的角色，以及实现的方式。

注：本文仅仅代表作者看法，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达飞为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

本文编辑徐瑾[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