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鸦片战争之前

“西学东渐”始于明末清初，持续了近百年，因雍正帝颁发“禁教令”和罗马教廷对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中断。

鸦片战争之前，中西文化的交流主要以在华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为载体。1552年8月，耶稣会士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cus Xaverius）成为第一个到达中国的传教士，但他并没有在中国传教。直到1578年意大利籍传教士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抵达澳门，1580年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到达广州和1582年利玛窦（Matteo Ricci）奉命来到中国，才正式拉开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序幕。据统计，到1650年，耶稣会教友达15万。

利玛窦初来华时，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写到：“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赞。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这种“中国中心观”是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结果。从来就只有落后文明向先进文明学习的道理，哪有先进文明向野蛮文明学习的说法。所以，如何让中国接受基督教文明，成为摆在传教士面前的一道难题。

为了显示基督教文明的先进性，以使其被接受，传教士一边传播教义，还一边组织教友翻译大量西方著作，以较为先进的天文、数学、物理、地理和哲学方面的知识吸引关注。除此之外，还带来了一些最新的发明，如望远镜等。虽然基督文明与儒家文明归属于两种不同的文明，但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选择以士大夫阶层为切入点，以更加灵活和包容的策略——“以儒释耶”——来传播基督教，致使中西文明在相遇初期维持了一种相互学习、相互融合的状态。比如，为了传播基督教“爱”的理念，利玛窦将其嫁接到儒家中“仁”的思想，认为“仁”“爱”一体。儒家的“仁”指的是源自血缘关系而有分别的爱，而基督教的“爱”则讲的是博爱，平等的爱，本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爱，但利玛窦把儒家的“仁”从家庭关系扩展到了君臣关系，由自然纽带辐射到天下四方，这样就把两种文明糅合到一起了。中国士大夫阶层对基督文化整体上采取一种“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务实态度，东西文明因其互补而相容。

但是，即使是在初级阶段，东西文明的本质差异就已经显现，这集中表现为礼仪之争。 “从根本上说，崇敬上帝的基督教文明与敬祖事天的儒家文明是两大性质完全不同的文明系统。……基督教文明禁止偶像崇拜，而中国社会却普遍重视祭祀祖宗，设立祖宗牌位，祭悼亡灵；基督教排斥上帝以外的任何神袛，而中国社会‘自天地日月星雷风雨以至山川城社门行井溜，莫不有神’……基督教主张男女平等，对男女同堂听道，聚会，并无忌讳，而中国人则格外注重男女之大防；中国民众讲求风水、算命、占卜，基督教则反其道而行之；基督教主张‘人类一体’说和‘世界一家’说，儒家特别注重‘严夷夏之防’和‘尊王攘夷’，具有浓厚的排他性。”

利玛窦时期，基督会士对教友保留中华传统习俗持包容态度，甚至自己在学习儒家思想和用儒家思想来阐释基督教义的时候，也有一种被同化的倾向。利玛窦1610年去世之后，在华基督教内部不同教派对这种传教方式进行了广泛讨论，批评者众。礼仪之争逐渐扩展至国外，上升至罗马教廷与清王朝的对抗。

礼仪之争的背后，是两种文明基因的差异。这一点，在1793年马嘎尔尼使华事件中，更完整地体现了出来，并有观点将其与鸦片战争直接联系起来。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基督教与儒家文明的冲突将以更激烈的形式呈现。也正是在冲突过程中，部分受西方文明冲击的中国人开始反思儒家文明的缺陷，并开始吸收西方文明的先进成分来改造器物，改进制度，以及解放思想，以实现中华的复兴。只是，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屈辱中经历了长达百年的探索。屈辱的开端，就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

2.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

鸦片战争之后，雍正时期被禁的基督教又获准在中国内地传播，但一开始仅限于5口通商口岸。由于有地域限制，冲突事件较少发生。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北京条约》规定“入内地传教人士，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从而为基督教深入内陆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而且，通过不平等条约，传教活动被赋予了“合法性”，传教士更是骄横恣肆，为所欲为，甚至还欺压到当地政府官员头上，要新任官员要先到教堂登门拜访，每逢过节还要送礼。所以，激烈的冲突随之产生了，致使教案频发。

教案只是鸦片战争之后中西文明冲突的一个侧面。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之间，中西文明的冲突在知识、器物和生产领域全面展开，开明的洋务派和封闭的守旧派在“采西学”、“制洋器”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洋务派主张有选择的吸收西方技艺，“师夷长技以制夷”；后者则排斥一切西方文明，仍将西方国家视为“犬羊之国”，鄙视其政教风俗。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再一次“被开放”，中华文明更进一步地被纳入到世界近代文明体系之中。在朝廷掌权的洋务派主张改革以求生存，并抵御外敌入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清朝隔绝于外部世界的一个原因是语言不通，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首先要培养通晓西方语言文字的翻译人才。恭亲王奕䜣说到：“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所以，李鸿章等牵头设立了京师同文馆，教授英、法、俄三国语言。洋务派逐渐认识到，要想自己制造轮船枪炮，必须懂得起内部原理，这就需要将这类书籍引进中国，而这又得过文字这一关。

洋务派与守旧派争论的另一个领域是铁路。在1874年日本侵略中国台湾的事件中，中国落后的信息传递方式和军队运输方式延误了战机。再加上这段时间，煤炭开采行业也需要铁路运输。为此，李鸿章多次提议修筑铁路，但都遭到朝廷的反对。奕䜣虽然表示支持，但也无能为力。直到1880年12月，淮军将领、前直隶提督刘铭传正式向大清提议修建跌路，清廷才开始认真思考此事。出于运输煤炭的考虑，清廷于1880年建成了从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长15里，这是中国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1885年中法战争之后，洋务派再次掀起了修筑铁路的讨论。

洋务运动最突出的成绩，是建成了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水军，这是中国海军近代化的开端，整体实力可与美国媲美，稳居亚洲第一。但是，这样先进的海军，在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时，却败给了日本。国人开始从器物层面，上升到政治体制和文化层面，来反思救亡图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