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陈达飞：鸦片战争以来，改革派与革命派不断试错，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正确道路；除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总结过去，还应从文明冲突的视角来审视中国。

异质性不是文明冲突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但是，一旦文明的交流变成追逐权力的辅助性手段，或者只是权力冲突的伴生现象，那么，它也必然以一种“血与火”的暴烈形式展开。

工业革命之后，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古今“时代性差异”得以扭转，东西“民族性差异”继续存在，叠加东西分流和权力冲突，文明冲突得以产生。在外在压力与内在张力的双重作用之下，中华文明既保留了延续千年的儒家内核，又汲取了西方文明中的理性、自由、宪政、民主的养分，从而实现了“创造性转化”，走上了现代化之路。

鸦片战争以来，每一次东西文明的冲突，都会加深国人对西方文明之优点和儒家文明之弊端的认识，改革派与革命派不断试错，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1949年以来，建设新中国的路并不坦荡，直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才正式拉开了中国崛起的大幕。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除了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总结过去40年的成功经验，还应该从文明冲突的视角来审视中国从闭关锁国到“睁眼看世界”，再到引进西方“民主”与“科学”观念的过程，这对于全面认识中美博弈，坚定改革开放的决心，都有重要意义。

一、东西文明的三重冲突

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明确指出，中国近代史，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明对抗，……从根本上讲，是一场广义的文明的冲突。”

文明的结构有三层，最外层是器物；中层是观念与物的结合，主要是指制度层面；内层的是精神内核，如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和民族性格等。鸦片战争之后，东西文明的冲突，以及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就是按照这三个层次，由表及里逐步展开的。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的，中国人首先是从器物上学习西方，如洋务运动时期兴办的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安庆内军械所等制造企业，目的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这说明，国人从鸦片战争中吸取的教训，只停留在器物层面。第二阶段，始于甲午中日战争到辛亥革命，维新派从政治制度层面开始反思，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虽然维新派批判儒家的“三纲五常”，但并没有。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是第三个阶段，国人开始从文明的更深层次——儒家文化伦理观进行反思，举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旗号。陈独秀在1916年发表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中说的，“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二、东西文明冲突的四个阶段

导致文明冲突的原因，既可以是不同文明的异质性有关，也与传播文明的目的、传播手段的正当性和不同文明之间的互补性密切相关，还与既得利益集团的权益能否得到保障密不可分。“欧洲文明与儒家文明从根本性质上说是“极端相反”的，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十之八九拜两种文明的冲突所赐。”但是，每一次冲突都能加深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这经历了从器物和学术到政治体制，再到伦理道德观念的不断深入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