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江苏邳县（现邳州）的农民创作了一幅名为《老牛告状》的农民画，通过呈现牛诉苦的画面反映耕牛饲料被克扣的问题，被普遍视为中共建国以来的第一幅农民画，反映了当年农民“当家做主”的主题。农民画的宣传力量很快引起官方重视，成为宣导和教育的重要工具。

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让农民画迎来了辉煌时代。金山农民画师高风（56岁）对《联合早报》忆述，在当年政治风气与需要下，农民画充分体现出“红光亮”“高大全”的特点，例如干劲十足的农村劳作场面、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渡口新貌等。除了农民画，在那个特殊时代中，战士画、工人画也应运而起。

曹秀文在1970年代创作的《采药姑娘》正是这样一幅代表作品。这幅作品曾在中国农民画展中获得一等奖。据她介绍，画中那名面色红润、身板结实、胸戴大红花的少女就是她自己。当年她在公社中负责采摘草药，获评五好社员，这幅画记录的便是她领奖的那一刻。

政治对农民画影响未彻底消失

政治风潮有起有落，随着十年文化革命结束，农民画的政治功能减退，转身从市场等其他方面找寻自身存在价值。相比之下，文革时期的战士画、工人画则退出历史舞台，这对比反映出农民画其实具有一定社会基础。改革开放后，凡是有一点农民画资源的地方政府都开始把它打造成旅游经济项目，农民画的发展逐渐受到商业利益驱动。

然而，政治对农民画的影响并未彻底消失。与一般民间艺术不同，中国农民画的创作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都存有“辅导员”机制，由政府指派专人对农民画作者进行创作辅导。这当中除了美术专业指导，也有内容上的引导，和其他艺术作品由创作者独立创作的方式不同。

1980年代，农民画透出的中国农村乡土气息，大受外国游客青睐，一度呈现“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陈富林记得，1980年代他在上海展览中心出售画作，客户主要是外国人，一张15厘米长宽的画当时可卖到100元（人民币，下同，20新元），有时一天能卖出四张。尽管各方抽成后，陈富林每张只能收到25元，但在当年一般职工月薪不过百元左右的年代，这已是不菲的收入。

在一些大力推动农民画旅游业的地区，例如陕西户县，卖画给外国人曾经是当地的主要创汇渠道。

李明洁认为，和剪纸、年画等民间艺术形式相比，农民画更像是中国特殊历史情境中，一种受到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影响的社会文化现象，它能否延续，取决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作为社会记忆载体 农民画作用不可忽视

尽管交织着不同历史年代的复杂印记，美学定位也有争议，但中国农民画作为社会记忆的载体，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

陈富林回忆，他从1950年代开始创作农民画，农耕劳动结束，或是雨天无法劳作时，他都会抽出时间画画。“这些画都是画每天的生活，好像写日记一样。”

除了作为一种记录生活的方式承载创作人的记忆，农民画描绘的情景，也成为一代人身份认同和心理愿景的载体，它所表达的是人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对田园生活的回忆，以及对返璞归真的向往。

陈富林的画室珍藏着一幅长26米、高60厘米的《安居乐业图》。这幅农民画长卷由他本人构图，全家人一起上色完成，前后花了五年时间。画作详细生动地描绘出陈富林记忆中的江南水乡生活和民俗风貌，堪称农村版的《清明上河图》。

陈富林幼女陈惠芳介绍，画作中有40多种劳作类型，很多劳作现在都被机器取代，例如踏水车灌溉农田。“我父亲画了一辈子的画，他想通过这幅画上讲述的故事，表现自己过往的生活经历，让现在的年轻人了解当时的生活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