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援助乌克兰耗损资金，就停止援助；如果后现代左派是错的，反对前者的俄罗斯就值得赞扬与合作”。这样的逻辑在受教育阶层看来，未免唐突鲁莽，但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直来直去更能俘获失望的底层呢？以稳定守序仿佛精密机器著称的德国议会制大坝，终于撞上愤怒民粹的洪水。

德国联邦议院选举结果出炉，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极具争议的德国另类选择党。该党成立于2013年，比起历史悠久的两大建制派政党基民盟和社民党，根基不可谓不浅薄，然而却能如席卷之势由小变大，建制派大党不得不设置防火墙（德文Brandmauer，即不与之进行议题与政府组建的合作）以抑制发展势头，前因后果颇值得全社会思考。

选择党的崛起展现我们所处的这个后全球化时代纷繁复杂的矛盾，更为其他国家维护社会团结安定，避免极端势力攫取政治权力，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

全球化失意者大联盟

选择党的主要纲领是右翼民粹主义，在内政中主张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激烈反对移民、难民和文化多元化；在经济领域秉承自由放任主义，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在外事方面则倾向于怀疑欧盟的积极意义，乃至谋求脱离欧盟。这些诉求组成的魔阵虽然包罗万象，却有一个共同指向：反全球化，回归民族国家叙事。

从选择党的纲领中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主要由全球化失意者组成的政治集团。从收入和社会地位上看，该党选民集中在收入和社会地位较低者和前途无望者，族群集中于本土白人。最值得玩味的是选择党选民集中的地理位置：综合多份民调报告，支持者主要集中在冷战时期东德的领土。这些地区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尽管也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到统一德国的发展红利，但由于经济发展模式与西方脱节已久，两德合并后的发展水平仍与西德存在较大差距。这一发展差距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后严重扩大，加剧本地居民对联邦政府，进而扩大到对建制派、精英和全球化的不信任。选择党正是抓住这一部分民意，才得以爆发式成长为政坛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

目前德国的政治格局继承自二战以后的联邦德国。由于当时德国遍地机遇，社会矛盾较为缓和，也由于德意志帝国以来百年政党政治经验打下的宪政基础，德国顺利形成以中间偏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相互平衡、斗而不破的政治生态。

德国政治超稳定结构的瓦解

不同于政府短命的其他议会制政体，德国不乏如阿登纳、科尔、默克尔一类能够连续执政十数年的政坛常青树，政府组成虽间或更迭，但主要政党如基民盟、社民党却能保证自己长期处在政府核心地位。政治稳定为联邦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火车头和欧盟领导者，提供坚实的上层建筑保证，也使德国在欧洲一众走马灯政府中，获得“一团和气”的比较优势。

然而前文已叙，基民盟—社民党秩序早已在民粹选择党的冲击下摇摇欲坠。如果说精英主义的政治呈现出一种温和、稳定、繁文缛节式的维护既有秩序和循序改良，厌恶精英的民粹人士就不会如此温良恭俭让：他们中的许多人受教育程度较低，常年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使得他们的行事作风雷厉风行而简单粗暴。

“如果欧盟带来就业机会减少，就退出欧盟；如果援助乌克兰耗损资金，就停止援助；如果后现代左派是错的，反对前者的俄罗斯就值得赞扬与合作”。这样的逻辑在受教育阶层看来，未免唐突鲁莽，但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直来直去更能俘获失望的底层呢？以稳定守序仿佛精密机器著称的德国议会制大坝，终于撞上愤怒民粹的洪水，魔道孰高，唯有组阁尘埃落定方可揭晓。

民粹时代的政治伦理与现实

民粹产生于大众对政治精英的怀疑。在一般现代国家政治伦理中，类似政客、公务员系统和专家团队的精英，归根到底是为广大民众负责的。然而，由于现代社会许多诸如金融、法律、行政的公共事务专业性极强，制定政策的是政客或立法机关，执行政策的是公务员或专家，民众理论上是主权者，但这种“主权”无疑在民众专业性缺乏，导致被精英集团架空，成为宛如英国立宪君主的橡皮图章角色。在全球化上升时代，这样的政治伦理与现实的潜在撕裂，还可以被经济增量缓解；当经济收缩，不满的民众试图寻找直接在字面意义上执行他们要求的另类选择党，民粹政治集团和精英建制的委托—代理矛盾，就不可避免地爆发，甚至酿成宪政危机。

早在数千年前，柏拉图就警告过人民主权滑向民粹暴政的风险。尽管民主被认为是最不坏的制度，国家属于人民也早已成为现代政治伦理的共识，然而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对国家权力的直接或间接行使，也应当在法律和政治惯例的框架下，以保证法治与政策的连贯性。建制派把持政权以擅权专利，无疑违反伦理；然而民粹式的大破大立，则更可能造成罗伯斯庇尔式（编按：法国大革命政治任务，把国王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的血流漂杵。其他国家有必要以德国为鉴，跳出精英—民粹的两极反转模式，加强关怀底层与抑制民粹的行政与立法制度设计——这或许已成为当代政治家的当务之急。

作者是海南自由翻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