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以为多数国家只要通过努力，就有实现工业化的可能，却没有认识到新工业化已经丧失可能。不幸中的万幸，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抓住历史机遇的尾巴，开启改革开放，借助全球化，经过30多年的发展实现工业化。

自工业革命开启的工业化，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虽然现代武器作为工业化的衍生品，会加剧战争的惨烈，但无人能否认工业化带来的繁荣。所以，在工业革命开启200多年后的当代，不论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许多国家都希望实现工业化。但是，本文将给出一个残酷的论断：全球再无新工业化的可能。意思是说，随着生产效率提高，全球所需工业劳动力将越来越少，各国对工业的争夺进入减量博弈，所以，不可能再有欠工业化国家，能实现以大幅增加工业劳动力为表现的全面工业化，除非其他国家的工业发生大规模转移。

这里的工业化不是以工业产能和产值为标准，而是以工业劳动力占就业人口的比率为标准。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工业产能和产值可能很大，但创造的就业却很少，因而工业劳动力占比较低。全面工业化的标准，是工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25%以上，欠工业化国家是指工业劳动力占比不足12.5%。以25%为全面工业化的标准，是因为老牌工业国家的工业劳动力占比长期超过25%。自1870年代到1970年代，美国的工业劳动力占比一直超过25%，并且在1900年后长期超过30%。以不足12.5%为欠工业化的标准，则是取0与25%的中值。有些经济学理论认为，随着经济发展，第一产业劳动力会减少，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会增加。

虽然该定律在1970年代以前都比较符合实际，但之后就不准确了。

单位劳动力养活率提高

可以引入单位劳动力养活率（简称“养活率”）这一变量，来分析新工业化是否还有可能。这是指一个劳动力生产的产品，能够养活具有小康生活水平的人数（小康生活水平也可以视作正常生活水平）。以联合国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40%至50%之间所对应的生活水平，即为小康生活水平。

恩格尔系数并不是完全准确的指标，在不同时代、国家和地区，甚至对于不同的个人，同样的恩格尔系数对应的生活水平并不完全相同。例如，对于同样收入的两个人，如果一个人省吃，另一个好吃，前者的恩格尔系数会小于后者。即便如此，恩格尔系数依然大体上能反映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须分辨的是，单位劳动力养活率是指一个劳动力生产的产品能够养活多少人，而不是一个劳动力的所得（可以理解为工资）能养活多少人，前者显然大于后者。

在农业时代，假定土地充分供给，单位劳动力养活率大概是三至五人。这个数据可能不准确，我是通过回忆小时候的农村生活状况及后来的观察而估算的。

由于技术进步很慢，土地产出变化很小，所以农业时代的养活率几乎没有明显变化。如果土地不足，养活率会更低。虽然也有家庭的土地不足却养活许多孩子的现象，但这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水平会较低，处于温饱或贫穷水平。

不论恩格尔系数所代表的实际生活水平如何变动，也不论如何估算不同时代、国家或地区的养活率，都可以肯定，工业革命以来，单位劳动力养活率日益提高。

在工业化早期，同时存在两个正向变化：一方面，单位劳动力养活率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工业劳动力越来越多。这是因为，技术进步将许多原来不是劳动对象的自然物（如矿藏、海洋等）变成了劳动对象，同时使劳动力和社会财富都大幅增加，进而使普通人的生活水平相应地大幅提高，英、美、法、德等都是这样的例子。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可持续。当养活率达到一定程度，且劳动对象很难再扩大，或扩大速度不及养活率提高速度，对工业劳动力的需求就会下降，导致再无新工业化的可能。

从历史轨迹看，1970年代末，中国加入全球化体系，是世界工业化发展史上最大的一次扩容。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巨大产能，被称为“世界工厂”。澳大利亚、巴西的矿石，不远万里运到中国冶炼，再以初级产品或成品的形式销往全世界。这种生产模式在二战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当前中国的工业化程度，还远远不是中国的工业化极限。中国还有许多劳动力、土地及其他资源，可以转化为工业生产要素。完全可以说，在工业品方面，如果中国人充分就业，就足以养活全世界。问题在于：其他国家拿什么跟中国交换？

随着技术进步，单位劳动力养活率会越来越大，而全球所需劳动力会越来越少。或许有人会质疑，技术进步可以扩大劳动对象，从而提供新的就业。这个观点放在1970年代之前大体成立，但在此后则日益偏离现实。1970年代以来，技术对就业的补偿效应远不如它的破坏效应。一方面，劳动对象（种类）基本被发现完毕。另一方面，虽然生产规模还在不断扩大，但因技术进步，尤其是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对许多重复劳动的替代，生产规模扩大速度高于劳动力增加速度，因而养活率不断提高。

这意味着什么？在全球层面，世界只需要一定数量的工业劳动力，所以各国都在争取投资，以促进经济，尤其是促进就业。但是，养活率越来越高

，意味着剩余劳动力会越来越多，这种国家间的博弈就成为减量博弈。最近若干年，虽然墨西哥、越南等的工业化正在扩大，但其中不少是得益于中国工业的转移。所以，除非其他国家发生工业转移，否则不可能再有欠工业化国家实现全面工业化。这意味着，全球各国获取工业投资再也不可能是共赢。

其实，这种不可能共赢早就发生了。新兴国家的兴起，使老牌工业国的工业劳动力占比下降，美、英、法的占比都下降至20%以下。美国中低端产业大量外迁，导致“产业空心化”或“铁锈地带”的关键原因，也是世界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工业劳动力，所以资本选择回报率更高的地方。

几个推论

上述道理并不复杂，但许多人的预期却与之矛盾。他们以为多数国家只要通过努力，就有实现工业化的可能，却没有认识到新工业化已经丧失可能。

由此可以衍生几个推论。

第一，美国的再工业化是不可能的，即美国工业劳动力占比不可能恢复到25%以上。美国的工业产值可能提高，但这主要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非劳动力增加的结果。在某些工业领域（主要是高技术领域），美国的就业可能会增加，但中低端产业不可能大规模回流，恢复往日荣光。

第二，其他多数传统发达国家的工业劳动力需求不仅很难再增加，反而会减少，这将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由于不少国家具有掌握中低端技术的能力，所以大量中低端产品将由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生产。

第三，新兴国家的工业劳动力需求会有增有减，但总量已达到峰值，所以它们之间的竞争会进入减量博弈阶段。同时，中美关系会影响这种博弈。

第四，其他国家不可能通过大规模增加工业劳动力，实现大规模工业化。工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产业，如果工业就业人口逐渐减少，该怎么办？尤其是那些高度依赖工业的国家（包括老牌工业国和新兴工业国），又该怎么办？

中国抓住历史机遇的尾巴

不幸中的万幸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从1978年开始，中国抓住历史机遇的尾巴，开启改革开放，借助全球化，经过30多年的发展实现工业化。

虽然今天的中国还存在种种问题，但中年以上者无不感慨他们切身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一生而历四个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和智能时代（后二者可视作工业化的延伸）。可能没有其他国家，比中国更能证明工业化的强大效应了。

沧海桑田，凭吊邓公！滔滔历史，唯有向前！

作者是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