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海关、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分别发布上半年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多项主要指标增长乏力。如果考虑去年春上海逾两个月封城带来的低基数效应，今年6月、二季度、上半年经济增长更不乐观，有些指标甚至已负增长。例如，上半年进出口商品总值按美元计价分别同比减少6.7%和3.2%，6月跌幅更大，分别同比减少6.8%和12.4%；主要税收收入项目普遍同比负增长，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大跌20.9%；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持平、环比下降0.2%，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5.4%、环比下降0.8%，美欧发达经济体深陷通胀，中国却担忧出现通缩。

最大的问题还是对中国未来预期悲观、信心不足。坦率地说，这个信号至少在2022年10月24日已经清晰展示。当日中国A股三大股指收盘均跌逾2%，其中沪指跌2.02%、深成指跌2.05%、创指跌2.43%，沪指失守3000点，沪深两市超3800只股票下跌；香港恒指大跌6.36%，跌幅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美国的中概股普遍大跌，其中拼多多暴跌33.47%。

三年严厉防疫，出发点是好的，但动态调整晚了半年，民生与民心元气大伤。何况防疫期间自伤太重，对平台、教培、房地产等万亿元量级的行业监管过严、发力过猛，时机也不对，深度冲击就业和经济，与疫情叠加更是雪上加霜。民企已成惊弓之鸟，不可能一夜之间、一个文件、一次座谈就安抚如常。

相当一部分经济学者的解决思路还是基于“国”的视角，聚焦于更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忽略了“人”的正当利益和需求。

当然，内外环境都为下半年中国进一步降准、降息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概率。但由于就业、收入不景气，未必能如愿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一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数次降息、降准，上半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同比下降0.2%，人民币存款仍然增加20.1万亿元（约3.7万亿新元），同比增加1.3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11.91万亿元。

财政政策发力有三个制约

财政政策继续发力，受限于三个制约：一、边际效益递减，优质项目越来越少，利息越来越难支付，短期增长后形成更大的债务；二、政府主导投资，不可避免效率低下，政绩工程、冲动工程屡禁不绝，浪费和腐败触目惊心；三、地方债难以为继。据财政部数据，截至2022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35万亿元。表面上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37万6474亿元限额以内，真实情况是地方政府未必有勇气完整上报负债情况，地方城投公司多年债务能否穿透厘清、审计、监管，也是疑点。西部一些穷县，近两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首先用于维持基本运转，保证开门和发薪，已无力顾及投资发展。

笔者浅见，不妨拓宽思路，通过社会政策倾斜发力。就业、收入、住房、医疗、养老、托育、教育、帮困等问题，既是民生工程，也是民心工程，通常牵涉民众最关心、最迫切、最现实的利益，由中央逐个顶层设计，公示时间表和路线图，下大决心、花大力气解决。民生改善消除后顾之忧，有利于普遍受益的民众增强对自己、未来、国家的信心，可持续消费、可持续增长、可持续复兴就水到渠成，还可解决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富民强国”肯定好于“富国弱民”。

马克思敏锐洞察早期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改良进步。马克思主义有很多流派，有些是挂羊头卖狗肉，有些只是伪科学，马克思生前多次宣称，只知道自己不是这种“马克思主义者”。迄今为止，最接近马克思设想的社会政策和公平正义，未必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而是北欧资本主义国家。假如社会主义国家不着力解决民生问题，不为底层的弱势群体和普遍工薪阶层谋取正当利益，就不存在任何合法性，必然异化为特殊的利益集团，迟早被人民唾弃。

多策并行扭转信心不足

暂时信心不足，可以多策并行，扭转纠偏，实现公平正义。以刺激消费为例，有的经济学者还在呼吁发放消费券，去年上海封城进入尾声，笔者也曾呼吁，但目前判断一次性消费券已于事无补，更好的做法是尽快制定并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让中国民众对未来收入有稳定的预期。

以青年就业为例，经济疲软，提供不了足够就业岗位，可以推广一些高校的好经验，为应届毕业生提供母校助教、助研、助管等岗位，一般期限一年，特殊情况两年，提供生活费和优惠住宿。不需要全日制，既方便学生有时间找工作、考研、考编，又可安置更多毕业生。

以增加人口为例，青年自己生存都难以保障，怎么可能愿意一而再、再而三生娃？政府应换位思考，针对每个生育瓶颈出台对应扶持政策，包括但不限于：女性平等就业；为生育员工多的企业多减税；三年学前教育划入义务教育（下一步还可将高中三年划入义务教育）等。

以房地产为例，必须坚持“房住不炒”，也要逐步消除此前大泡沫和金融属性，满足刚性需求和改善需求。此前投资的过高获利、投机的不当获利，通过新政缓慢挤出，包括但不限于：按持有套数和人均面积梯次新增房地产税、遗产税、赠与税，梯次提高二手房交易时的各项税收。

以养老金为例，应逐步实现两个70%。即逐步将国企尤其是央企上缴利润比例提高到70%，逐步将国企上缴利润的70%划入全国社保基金，两个比率高于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才能体现全民所有、全民共享、全民受益。每年全国各地国资委都要公布代管国企的上缴利润，提高透明度。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届大陆政府中央的三中全会主题都是改革，已成惯例。外界对7月底政治局会议期待较高，笔者反而对二十届三中全会期待更高，但愿主题是深化改革开放，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决定一样，让世人眼睛一亮，感受到新班子的抱负和实干。开放其实包含于改革之中，提法上单列更好，突出其地位和作用，正如中国人习惯表述“宪法和法律”，宪法也是法律的一部，因是特殊的根本大法，所以单列。

三中全会10月中旬召开居多，基于目前经济疲态，可考虑提前到9月中旬召开，为四季度打经济保卫战（即国内生产总值（GDP）“保5”）留足更多时间，且系列配套政策不宜按惯例等三中全会之后推出，部分可提前出台。

实际上，已经这样做了。包括近日通知将去年11月11日出台的房地产政策措施（即“金融十六条”）第四条、第八条适用期限，延长至2024年12月31日；大陆政府中央、国务院印发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共三十一条；商务部等13个部门联合发布促进家居消费的政策措施，共十一条；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印发促进汽车消费的政策措施十条、促进电子产品消费的政策措施十二条。

万马齐喑究可哀，公共政策需要更充分、更宽松、更透明的辩论。真理越辩越明，共识越辩越多，人心越辩越齐。有不同意见很正常，有不同利益也很正常，合法博弈、合理妥协，各方都往中间走，不必由小圈子的精英闭门造车。在公开辩论和试错中，逐渐形成共识和妥协，如此执行阻力更小，也方便民众监督。这种做法符合时代和民意，无论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定义，还是联合国首倡的“治理”概念，或是大陆政府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都有共通之处。

作者是中国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