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战争已持续一年多。联合国今年2月的紧急特别会议中，有三分之二成员国赞成俄罗斯无条件撤军，这是联合国大会第四次决议要求俄罗斯立即撤军。在这次决议中，投出弃权票的几个国家，包括中国、印度等，一直以来都宣称在俄乌问题上持“中立”立场，却受到国际社会质疑。还有一些国家，包括瑞士、奥地利、爱尔兰、芬兰、瑞典等都抛弃了过去严格的“中立”立场。虽然瑞士仍坚称自己执行的是“区别对待的中立政策”，但中立国能否在事实上继续成立，也受到质疑。

其实早在二战时期，战争中的“中立”立场得以成立的法理基础，已经开始动摇，到今天出现这样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本文尝试从国际法理论和内在逻辑演变的角度，说一说为何现在再说“中立”不灵，反而还会被国际社会质疑。

人类有史以来，战争便如影随形。但在二战结束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和地方武装冲突的数量，与过去相比已经显著减少。

从世界地图演变史会发现，一战前后，世界版图发生过巨大变化。一战后，庞大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不复存在，战败国领土纷纷遭到瓜分或压缩。可是，世界版图在二战后基本保持着稳定的连续性。为什么？这不得不提到国际法上的标志性事件：1928年《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条约》的签订。

这个国际条约又被称为《巴黎非战公约》或《凯洛格—白里安公约》，通常也可以简称为《非战公约》。虽然在这个条约签订后才三年，日本就入侵中国，二战也随后爆发，但它仍标志着人类让“战争非法化”的努力，和新的国际法律秩序的开端。如果以1928年为界来谈关于战争的国际法，对我们理解“中立”的意义转变，会有重大帮助。

发动战争曾是合法权利

可以说，各国正式签订《非战公约》之前的世界，战争是合法的。国际法之父、荷兰律师和哲学家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最主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就是：各国彼此之间发动战争是一种合法权利，国家可以用武力来加强自己的合法权利。“强权就是公理”的国际法律秩序，在17世纪时已经形成，尽管格劳秀斯所称的合法战争也必须是正义的战争。

当时的人们认为战争可以捍卫生命和领土，还可以收取债务、惩罚犯罪和获得损害赔偿。虽然人们观念中会区分“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战争，但宣战的一方总会找到“正义”的理由。而且，当时除了欧洲有个“捕获法庭”（prize court），可以为海上捕获的货物裁定物权之外，各国在陆地上的冲突，并没有有效的机制去解决，战争就成了一种常见的维权手段。尤其是在国际贸易冲突中，人们往往通过战争或战争威胁来解决问题，或为贸易往来打开通路。后来，欧洲殖民者在东亚也就是这样打开当时闭关锁国的中国、日本等国家大门。

在过去，战争虽然合法，但关于战争要怎么打，却有着一系列规则，其中包括严格的中立原则。宣布中立的国家必须绝对公正，不能偏袒交战国任何一方。如果中立国表现出偏袒任何一方的态度，就意味着放弃了中立立场，成为参战国。

举个例子来看这种中立原则，在当时的国际法律秩序下有多么严格。

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围绕着帝制存废，法国和欧洲国家之间发生一系列战争。1792年法国对奥地利宣战。1793年，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激怒了欧洲各国君主。英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德意志、意大利等都加入反法同盟。当时的法国希望能够和美国联合起来，因为在思想上，法国和美国是亲近的，著名思想家托马斯·潘恩甚至说，是美国所坚持的原则，打开了巴士底狱的大门。

但当时美国国力孱弱，不愿加入这场战争，决定保持中立立场。1793年，当法国使节将捕获的英国船舰拖进费城港口时，时任美国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虽然非常欣赏法国大革命，也不得不宣称，美国不能允许港口被法国作为军事用途，因为当时英法是交战国，美国是中立国。

当时的法国驻美大使埃德蒙-查尔斯·热内非常愤怒，认为杰斐逊的声明是对1778年《美法同盟条约》的背弃。条约中有规定，美国和法国将把对方的敌人驱逐出各自的港口。法国人认为，既然条约禁止法国的敌人使用美国港口，暗含的意思就是——允许法国使用美国港口。当时的法国想要获得美国援助，即使美国不参战；可是根据国际法规则，美国向法国提供任何偏袒或援助，都将被其他国家视为参战行为。

到18世纪和19世纪，国际已经发展出一套非常详细的规则，规范中立国的权利和义务。宣布中立是有好处的，意味着自己不仅置身事外，还可以与交战方保持贸易往来。但前提是，中立国必须平等而公正地对待交战方，所以中立国也不能对任何一方进行经济制裁。经济制裁和贸易歧视都被看作一种参战行为，如果另一方用武力来回应，那也是合理合法的。这就是中立的公正性的基本要求。

《非战公约》后中立观念生变

一战让世界人民见证战争可以达到多么恐怖的程度，战后很多学者、思想家、法学家、政治家都开始思考，如何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宣告战争是非法的。1919年巴黎和会，各国签署了《国际联盟盟约》，要求成员国不得诉诸战争来解决争端，而是要提交给联盟解决，接受联盟理事会的调查，或者接受仲裁法庭和常设国际法院的裁决。裁决中的失败方须遵守裁决，但如果失败方不服，裁决发布三个月后，就可以诉诸战争。

美国不满上述规定，不但拒绝加入国际联盟，还引发一场让战争非法化的运动。后来经过美国和法国一些思想家的努力，“战争非法”的思想扩展到欧洲，乃至全世界。1928年，各国代表齐聚巴黎，终于签署了一个废弃战争的条约，也就是前文所提《非战公约》。从此，战争非法，军事强权不再是公理，而且所有争端都要和平解决。

这可以说是一份崇高的宣言，展现所有文明国家追求和平的愿望。但我们看后来发生的事情，不免觉得这份公约过于理想化。作为签约国之一的日本，从这条约保有的各国“自卫权”出发，找借口入侵中国。面对这样的挑战，世界各国才认识到，只有理想是不够的，人们须要寻找更多遏制战争的技术手段。

1928年之前，战争是交战国之间解决争端、决定权利义务的合法手段，因此国际法要求中立国要在交战双方中保持严格公正。但在战争被宣布为非法之后，发起战争的国家就是国际法意义上的“违法者”，人们关于战争和中立的观念，也因此渐渐发生改变。1928年以后，战争就不仅仅是交战国之间的事，而是影响到所有《非战公约》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当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发表演讲宣称，由于“被一种新的战争观联系在一起”，即使在“遥远的中国”发生冲突，其他国家也必须采取行动。史汀生发明了一项策略，后来被称为“史汀生主义”（Stimson Doctrine），影响了国际法理论的发展。

当时，日本在中国东北成立“满洲国”，美国向中日两国发布照会，不承认中国东北任何法律权利的改变。因为从理论上来讲，既然战争是非法的，通过战争取得的权益也是非法的，“满洲国”自然不受承认。这种法律上的“不承认”就是史汀生主义的核心。

1933年2月，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加入了国际联盟。国际联盟也采纳史汀生主义：“不承认任何可能通过违背《国际联盟盟约》或《非战公约》精神的方式而形成的形势、条约或协议，是国联成员义不容辞的义务。”

军事征服获得的土地，再也不能得到国际法意义上的承认。这项原则的影响延续到现在的国际法，2014年俄罗斯武力获得克里米亚，迄今也没有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

发动战争者不再受国际法保护

在战争合法的时代，中立国保持严格公正，是参战之外的唯一选择。可是当战争非法化后，原先的中立法等于在实质上废除了。违反《非战公约》发动战争者，不再受到国际法保护。旁观者也不再被要求保持严格中立，中立国可以对交战各方区别对待。从此经济制裁、向受害者出售武器弹药、提供经济援助等，随着战争的非法化，一定条件下也成为抑制战争的合法手段。

1942年，24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Declaration by United Nations），其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拒绝战争和领土扩张。1945年，参会所有50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成立，各国都同意禁止武力威胁和使用武力，使用武力的权利只留给国家自卫，以及只能采取集体行动的安全理事会。1928年后，战争真正走向非法化，其实是在二战过程中，各国一步一步艰难达成的，涉及其间许多国际条约。

二战最终打败的不是德国、日本、意大利这些国家，而是旧的世界秩序。也正因为战争不再是合法扩张领土的手段，往后诸多弱小国家才得以生存。

在战争已经被非法化的今天，对于联合国每一个成员国来说，所谓“中立”，实际上已失去过去那种坚实的法理基础。何况中立还有利可图，在道德上也做不到白璧无瑕。如果说道德是一种高标准的社会规范，法律就是社会规范的最低标准；连这个最低标准的要求都轻视的话，也就很难不被国际社会质疑了。

国际法是通过各国的共同行动而形成与变化的，目前的国际法律秩序因为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受到挑战，它会不会改变以及如何改变，没有人能准确预测。但世界各国如果仍坚持“战争非法”的共识，现有的国际法律秩序就还有维持下去的基石。所谓“中立”失灵，也正是由于“战争非法”。

作者是前媒体人，童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