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题

拙文《华文难学的深层原因初探》（《联合早报·言论》7月5日）指出：学习一种语文仰赖的是对它的情感或文化上的认同。我认为这是本地学生学好华文的关键，也是学习华文的大环境中最重要也较为隐性的条件。尽管新加坡不缺少学习语言的物质条件（如科技、网络的发达），但学生学习的主观意愿乏善可陈，从这点来说，学习华文的大环境仍然需要社会各方努力营造。

然而，在英语为主的大环境下，推动学生积极学习华语不光是提供物质条件，或光靠教师有效的教学法，或家长努力营造讲华语环境便足够；必须从国家的高度去强化国人对华语文情感或文化上的认同。

郭振羽和罗福腾两位研究语言学的学者，在第22届中国语言和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布了《多元和统一：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这本书。它指出新加坡的社会语言状况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它对语言使用现象的观察，让我们意识到文化是影响华语文发展状况的重要因素。

身为新加坡华人，我们对中华文化能否予以适当认同？这是建立文化自信的根本点。当然，我们的国家文化身份认同不会只是建基于中华文化，也会汲取其他族群所代表的文化内涵或因子，毕竟，我们是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话说回来，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认同究竟有多少？没有文化认同，何来的文化自信？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可以也更应该去挖掘可以为现代社会所用的文化因子。这是对中华文化的现代诠释，是我们建立并强化文化自信的方法。

《联合早报》与台湾《远见杂志》所做的《2022时代价值观》调查显示，本地居民对新加坡政府的防疫表现满意度高达80%。政府高效防疫的背后有思想指导。前阵子我在指导学生参加一项演讲比赛，比赛宗旨是发扬中华优良传统文化。无独有偶，学生和我对新加坡摸索出一条“与病毒共存”的防疫之路颇有想法，演讲题目定名为《浅谈中庸思想的古为今用——以新加坡的防疫之路为例》。

《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源于孔子思想，是对中庸作为一种美德的推崇。宋代学者朱熹对它作了解释：“中者，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朱熹《中庸章句》）。这样的解释普遍被后人所理解并接受。“中庸”就是一种分寸的把握：不偏不倚，恰到好处。

学生在演讲稿中写道：“新加坡政府没有盲目跟从其他国家的防疫政策——既不动辄通过像封城的手段来达到清零目的，也不轻率地选择全面开放、放任疫情的发展。而是在封闭与开放这两个极端之间摸索出对策，也就是在维持低死亡率，以及确保医疗体系尚能正常运作的同时，适度开放，让经济得以复苏。这便是采取折中的疫情管控。在疫情管控上，新加坡也会因应国内或国外疫情的发展，适度放宽或收紧，我把它理解为‘调和’。这是有必要的。我们虽然已迈入后疫情时代，但在出现传染力强的变种毒株给安全或医疗体系带来威胁时，就有必要再度收紧防疫政策。新加坡‘与病毒共存’的防疫之路，始终把握住平衡生命与生计的尺度。”

这是从一个学生的角度，看出中华文化值得发扬和传承的现代例子。姑且不论新加坡政府是否真的在防疫政策上用了中庸思想，但从防疫考量和实际实施看来，它与中庸思想不谋而合。

《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的思想推崇“君子”（道德高尚之人）在人际交往中与他人保持和谐友善的态度，否定“小人”（道德不高尚之人）对与他人保持和谐友善态度的轻视。在对事情的看法上，君子可以与他人不同，但会以“和”（关系和谐）为前提或考量，不会为了坚持立场或看法而伤了和气。小人则为了自己利益或目的，去迎合别人看法或附和别人的言论，表面上看，他和大伙儿似乎很合得来，但实际上，这样的关系却存在矛盾或经不起利益冲突的考验。放眼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何尝不是君子或小人所为？

国际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必须建立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新加坡是多元种族与宗教的国家，要维系种族与宗教和谐，也必须以“和而不同”为思想引领或理论基础。为了维护和尊重多元性，必须接纳或体现“不同”的同时，“和”（共同性）是凝聚国家社会的重要前提；两者做到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排斥。能做到这一点，必须是政府与人民之间、族群彼此之间都建立真正的互信。这样的道德基础的体现，便是对“君子和而不同”的现代诠释。

在国家政策的制定上，政府第四代领导团队也将展开涵盖经济、教育、医疗、住屋、环境及新加坡身份认同六大支柱的“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广泛聆听并采纳民意。这项举措是顺应和磨合民意，但同时也是让人民知道，国家愿景和目标是政府与人民共同制定的，须要大家一起努力实现。这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政治智慧。

语文环境从国家高度营造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按学习一门语言的正常规律，对文化的接触是通过语言学习。但新加坡学习华语文的现象颇耐人寻味的一点是：表面上都不缺少学习语言的环境与条件，唯独学习华文，没有建立应有的观念或认知。这种观念或认知上的缺憾，显然不是华文的教与学所能解决的问题。我们要“反其道而行”，通过建立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去寻找学习华文的价值和动力。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必要重拾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并赋予它现代意义。如果能从国家运作或政策的实施看出中华文化的价值，无疑是对国人学习华文的一股强大推动力，效果要比单靠教师和家长使力强得多。

在英语为主的大环境驱使下，华语的生存或使用空间难免越来越狭小。如果营造学习华文的大环境不是从国家高度去设想或部署，社会各方即使再努力，成效恐怕也有限。讲英语的年轻华族家庭所占比率超过七成，这项数据似乎意味着年轻国人讲英语是大势所趋。因此，学习华文所面临的挑战是国家须要正视的。这不仅仅是对华文经济价值的重视，也是对本地华族社群基于学习态度而产生隔阂，甚至对立的警惕。

尽管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华语作为社会语言，已经取代方言，成为华族社群的共同语言，但国人的华文掌握能力才是国家制定或检讨语文政策须要正视的问题。上述拙文指出，对任何事物的看法，不应该意识形态化。在学习华文这事上，更须要这么做。《多元和统一：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这本书指出“新加坡的社会语言问题……是和文化、教育、政治、经济、以及国际关系等因素息息相关”，这观察有助于避免学习上的意识形态化。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崛起及在经济、科学或科技等领域所取得的显著发展，是值得学习或借鉴的。

应该怎么向中国学习呢？可以配合新加坡国情或发展的需要，在政策制定或实施上，适度诠释中华文化或赋予它现代意义。在经济、科学或科技等领域，新加坡学府或研究机构也可以引进或借鉴中国的研究成果或经验，以达到相互学习、切磋或取长补短的目的。当然，两国之间在这些领域进行交流或学习是常有的事，但须要得到更多认可和关注。比如，中国的航天技术，可以纳入科学教材里或通过天文学演讲或活动，让更多学生知晓。这些学习内容或策略不一定得以华语为媒介，也可以通过英语传授或输出。这有助于在潜移默化中，强化国人学习中文的观念。也就是说，我们试图从各层面（表象）去建立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诱导他们去学习这门语言。

文化自信是从认同上建立起来的。有了文化自信非但不会排斥其他文化，反而会虚心去学习，以汲取异于自身文化的因子，从而丰富、强化自身文化。这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前提是要有文化自信与自省。自身文化得到强化之后就能有文化韧性，它对于传承和发扬自身文化至关重要。面对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体系，我们的抉择不是舍弃或排斥哪一种，而是兼容并蓄，成为一名文化的强者。

作者是国大附属数理中学华文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