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和元

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所提供的信息显示，中国中小企业具有明显的“五六七八九”特征——它们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是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支撑；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发源地。

但在现实世界，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却并不待见中小企业。对这种现象，原中国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保育钧就曾做过形象比喻，他说：“如果把政府比作父母，那么大企业更像亲儿子，而中小企业则形同养子。”

对于大企业，地方政府常关怀备至。相比于中小企业而言，它们能享受更多优惠政策。譬如，在不少中小企业拉闸限电时，大企业的用电却能得到保证。不仅在用电方面，就是在企业购地时，大企业也总能先被政府“惦记”。此后，大企业还有不少倾斜性政策，如员工入户和子女入学指标。甚至在某些地方，政府还会“贴心”地帮他们派出保安“封路”。

对中小企业，尤其是那些小微企业而言，地方政府常常是横眉冷对。笔者就曾亲见过某城某区的某街，为了落实社区人居环境整治，开始对辖区主干道进行景观改造。作为景观改造工作的最重要部分，就是拆除沿线商铺，街道给出的理由是“这些产业形态低端”。这些经营主体既没有违法也没有犯罪，仅仅是因为行政主管部门代替市场，将其认定为“低端产业”，他们就不得不结束生意。至于他们在这门生意上投入了多少资金和精力，他们以后的生计如何，相应的主管机关仿佛是无须考虑的。

中小企业为何如此不受地方政府待见？现行的政绩考核制度，无疑是重要因素。2013年12月，大陆政府中央组织部向全国发出《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正式宣布改革中国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政绩考核办法：要从制度层面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把不单以GDP论英雄的导向真正树立起来，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自此以后，各级政府在政绩考核中，也确实参照中组部的要求进行相应调整。这些考核内容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和党政建设的实际成效等方方面面。

但由于GDP容易度量，且长期以来形成了路径依赖，列出来也易于比较，属于短期内就能见效的、可以量化的“显绩”范畴。而就业失业指标比较刚性，且目前统计不太科学，变化不大，属于典型的基础性的、短期内难见效益的“潜绩”范畴。如此一来，GDP在实践中虽已不再是唯一指标，但仍是政绩考核中的重要指标。

政绩考核与中小企业不受待见有什么内在联系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的观点，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在《自由、市场和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一书里，布坎南曾指出“政策制定者同经济人一样，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他们就像在经济市场上一样，在政治市场中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政治利益，而不管这些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尽管他们可能有反映‘公共利益’的愿望，但这种愿望也不过是许多愿望之一罢了。”理解了这一点，再来分析地方政府在大小企业间厚此薄彼的行事逻辑，也就容易多了。

正如布坎南的观点所阐明，无论中央意图为何，地方政府的行事总是受自身深层利益驱动——按当前统计方法，中小企业尤其是那些不纳统的“四下”企业（“四上企业”是中国经济统计专名，指四类规模以上企业，如工业企业、具有资质等级的建筑企业、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和规模以上服务企业。“四下企业”为相对四上企业而言），虽然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但从“显绩”指标GDP来看，它们对地方经济的增长却贡献有限，而就业和失业率这类指标，又属于典型“潜绩”指标。于地方政府而言，那些不纳统的“四下”企业，自然就成了食之无味的“鸡肋”。

更重要的是，在新的政绩考核指标系统里，还有环保、安全、治安等指标，那些不纳统的“四下”企业根本就成了地方政府的一种负担——不能拉动GDP的增长，进而为自己的政绩加分，反倒如果出现环保和安全事故，会为政绩考核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在当前的政绩考核制度下，地方尤其是基层政府以“低端产业”为名，关停商铺或勒令限时搬迁，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很简单，在无“显绩”收益的前提下，如何想方设法减轻自己的责任和压力，降低风险，就成为最理性的执政选择。

同理，对地方政府为何会厚待大企业也就不难理解——“四上”企业的数量和规模，直接决定着一个地区的GDP、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等主要经济指标的总量和速度，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主体和“总抓手”。厚待这类企业，促使它们进一步发展，进而带动GDP等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无疑有助于形成“显绩”。正是基于这种行事逻辑，如果哪天政绩考核中，就业和失业率指标能与GDP居于同等地位，我们或可见到地方政府对大中小企业一视同仁，甚至还可能见到城管与“走鬼”和谐相处的一幕了。

作者是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在当前的政绩考核制度下，地方尤其是基层政府以“低端产业”为名，关停商铺或勒令限时搬迁，也就成为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