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专栏

根据毛泽东独创的辩证法方法论，大陆政府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推出一个社会的“主要矛盾”，用来确定它在这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并围绕这个中心任务来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在大陆政府十九大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要矛盾被定性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相当模糊的表述后面有大量的潜台词。但正因为是潜台词，解释空间就相当大。

但质言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是要幸福。“美好生活”和“日益增长”都是“正能量心理学”或俗称“幸福学”（happiness research）长期研究的内容。借鉴研究成果，有助于清晰思路，减少政策的盲目性，增加科学根据。

“幸福公式”

一般认为，“幸福”是主观感受，因人而异，难有统一标准。但幸福有一些公认源，如成功和财富、亲密的人际关系、宗教与灵性，和对社会做出贡献或留下遗产等。研究者发现，追求财富的人的幸福感，平均而言，不如那些追求其他三类的人。与感官享受以个人为中心不同，幸福产生于对自我的超越。托尔斯泰认为爱和工作对人类幸福至关重要，“工作是看得见的爱”，如果在生活中能将二者结合得很好，就能跳出自我，进入更高更广阔的境界，那就是幸福。

联合国的课题组制定了三个要素组成的“幸福指数”：主观感受、客观经济社会条件和对人生的评价。它的长期追踪调查证实了以往的一个发现，即物质财富的增加只在初期对幸福感的提升有明显作用，一旦达到中产生活水平，效果就几乎消失了。所以，一些不发达国家的幸福指数长期高于一些发达国家，因为它们在社会和精神生活上占有优势。

幸福研究有两大发现：第一，一个人的基因基本决定了他是乐观还是悲观；第二，客观条件的影响力非常有限。这或许是因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追求的是生存和繁衍成功而不是幸福。所以，事业成功带来的快乐都是短暂的，并且拔高了期待值，导致持续奋斗但永远得不到满足。这是“习惯效应”（adaptivity）作祟：人们很快就会对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习以为常。

据此，一批心理学家推出了一个著名的“幸福公式”：H = S + C + V。即幸福（H）取决于基因设定的范围（S），加上客观生活条件（C），再加上志愿活动（V）（指义工等）。要达到“美好生活”，人类目前对基因先天的设定还无能为力；改善物质生活条件在“脱贫期”很有效，但由于“习惯效应”，达到一定生活水平后就效果大减。只有“志愿活动”能够超越自我，且不受“习惯效应”的影响，因而是通向“美好生活”的主渠道。

这里可以引出三个结论：第一，仅靠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或提高物质生活条件，是无法臻至“美好生活”的。第二，“日益增长”的需要，如果只是物质的，在“习惯效应”的作用下，就会成为一个欲壑难填的无底洞。第三，“志愿”二字，点出人民与“美好生活”之间的关系，不是被动的“满足”，而是主动的“追求”，而且追求的主要是生活的意义，而不是感官的快乐。

幸福的误区

追求幸福而不得，几乎是现代人的宿命。一个普遍原因是误将感官刺激当成幸福。发达国家常见的吸毒、酗酒、嫖娼卖淫、摇滚音乐会、极限运动、追星、邪教、沉湎网络游戏、巨大的财富差距等病态，都是它的表现。

第二个误区是消费主义。它同追求感官享受同理，却被广泛接受为健康正常的，而且成了主流文化，这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消费主义促使人们追求物质财富和炫耀、攀比式消费。在中国，炫富和比排场往往超过发达国家。这些都是零和游戏，赢了在当下感觉很好，但感官记忆很快消失，之后便是空虚、更高的期望和更大的努力，但永远不会带来持久的满足，就像在跑步机上赛跑一样，永远不会前进一步。更糟糕的是，消费主义不仅消耗人生，也对环境资源带来巨大压力，造成毁灭性的气候变迁。但凡拼GDP速度的国家，都鼓励消费主义。

第三个误区是崇尚个人主义，以为个人奋斗能带来幸福。许多人除了钱，对任何事物都缺乏敬畏，把自己视为自由体，只要权利不要义务。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是通过鼓励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将社会解构为个人单元，使资本对每一个人都占有压倒优势。同马克思时代的大工业不同，在新技术革命下人人为己的自由竞争中，几乎看不到有任何力量能匹敌全球化的资本。在高速资本压力下，个人的幸福空间会越来越窄。

资本将每个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钱眼上，并教导他们这是通往幸福的唯一入口。但幸福研究发现，作为社会动物，人只能在组成社会庞大而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开拓幸福之源，“向钱看”得到的只能是异化和空虚。这也是社会主义最初的洞见，但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往往一开始就走上了邪道，违背了初衷。

社会建设才是社会主义

顾名思义，社会主义是社会的主义；而资本主义是市场独大的“经济主义”。斯大林一脉的“社会主义”是典型的国家主义，它的辉煌成就同历史上所有国家主义或帝国主义的辉煌一样，是伴随着人道主义灾难的。大陆政府在十七大确立“科学发展观”后，对“发展”的认识一步步深入，十八大后又提出更加具体的“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十九大后“以人民为中心”成了官方宣传主旋律，这就离社会的社会主义不远了。须要进一步明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要建设的，主要不是经济，也不是国家，而是社会。比起前两者，社会建设更具挑战性，也是前人从未进行过的伟大事业。

这是因为社会建设不是“克己复礼”，从资本主义积弊中回归往昔的一个什么黄金时代。从孔夫子起，这种“黄金时代”就是想象的产物，从未在现实中存在过。当今是中华民族最辉煌的时代，没有之一，任何复古都是倒退。相反，社会建设是在以往所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剪除现实社会中一切违背人性的东西，在新技术和新知识条件下，发扬人性中的善，抑制人性中的恶，向文明的更高峰攀登。

人性是极端自私和极端利他主义的复杂混合体。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有人道的一面，但也充满人性恶的表现——残杀、虐待、剥削、压迫、奴役、欺骗、诽谤等等。无怪乎萨特说“他人就是地狱”，也无怪乎许多人有社交恐惧，或逃避社会。改革开放前的单位制，虽然有它的好处——比如说安全、稳定、相对平等，但人们记得更多的是不自由和荒唐的行事逻辑，是“领导”的不公和人际关系中的尔虞我诈。每个单位都是设计粗糙、不科学或谬误的小社会，所以改革开放后，逃离单位、拥抱市场是共同选择。俄罗斯在苏联崩溃后经历了那样的灾难和危机，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回到过去。

但社会也可以是天堂——这是社会建设的最终目的。社会建设的第一个目的是建立安全感。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社会。根据儿童心理学的“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育儿的最佳状态是在安全基础上的探索：儿童在家庭提供的安全感下，主动探索周围世界，达到各种能力发育的最佳状态。对成人也是同理，但成人世界太无安全感，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内卷下。而且不安全是资本主义有意营造出来，以维护它的生产方式。

社会建设第二个目标是让生活节奏慢下来。人类文化遗产中最珍贵的都是长期积累来的，短期的辉煌总是过眼云烟，就像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催动下的感官享受那样。资本主义快餐文化和生活节奏，破坏了长期积累的前提条件，既使那些事业成功人士都感到空虚和失落，普通人更是终日疲于奔命，不得不干自己厌恶的工作，无法做自己想做并能做好的事，人类大量的聪明才智被浪费掉了。只有放慢节奏，才能在日积月累中创造出巅峰的文学艺术、哲学伦理，以及优良的文化传统。任何真正有价值的，都不是转瞬即逝的东西。

社会建设的第三个目标，是在稳定的社会生活中，恢复和发展人类的道德情操，充实人生意义，培养淳朴友善、合作互惠的人际关系。这些人类长期进化和积累中得来的最珍贵的东西，早被快餐资本主义冲得七零八落，丧失生长的土壤和条件，仅存的硕果也被商业化，丧失了珍贵品质。

唐山壮汉打女人事件，美国频发的枪击案，泛滥世界的网络诈骗等等，都与“自由世界”中缺乏道德约束，放任自流造成的社会失范（anomie）相关。人必须有所敬畏，需要义务和约束来为生活提供结构和意义，也需要精神的追求和升华，宗教仪式吸引力之一就是集体提升的体验。

但社会建设的第一条件是社会必须有相对独立的空间，因为它有自己的互惠逻辑（reciprocal），既不同于政府的等级逻辑（hierarchical），也不同于市场的契约逻辑（contractual）。如果被后两者污染或绑架了，社会就无法发展进步。比较一下三者的口号：

资本主义: It's the economy, stupid!（关键在经济，笨蛋！）

社会主义：It's the society, stupid!（关键在社会，笨蛋！）

国家主义：It's the party, stupid!（关键在党，笨蛋！）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

社会建设的第一条件是社会必须有相对独立的空间，因为它有自己的逻辑，既不同于政府的，也不同于市场的。如果被后两者污染或绑架了，社会就无法发展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