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刘昱秀

郭初阳在演讲中举过一个例子。

收录在五年级语文课本里的文章《地震中的父与子》，开头是“有一年，美国洛杉矶发生大地震，30万人在不到四分钟的时间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这个开头经过几度更改。最初的版本是，“1989年，美国洛杉矶发生大地震。”但是那一年没有记录显示，洛杉矶发生过大地震。后来教材修订为“1994年，美国洛杉矶发生大地震。”

这个故事讲的是，地震发生时学校正在上课，教学楼被震塌了，一个父亲在废墟中徒手挖了30多个小时，营救他的儿子和同学们。但是1994年洛杉矶地震发生在凌晨，学生不大可能在上课。有人指出了问题，最后开头才改为“有一年”。

在过去26年的教学中，语文老师郭初阳遇到过不少类似的“事实缺失”。2010年，他和另外两位朋友，对通用的三套语文教材研究后，出版了一本梳理和批判小学教材的报告，在当时掀起了一股教材批评的风潮。

距离郭初阳那本《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出版已经12年，关于教材的讨论还在进行。
5月28日，在小学数学教材插图事件后，教育部责成人民教育出版社整改，并部署对全国中小学教材全面排查，设立教材问题快速反映通道。

最近，郭初阳也重新翻阅了中小学语文教材，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其中配图、文本可商榷的地方不只个别。

从中学辞职后，郭初阳一直在推广阅读，也以更独立的教师身份探索语文教育。在他看来，学语文不止“语文书”，而语文教材的选择也需要引入市场机制，避免“一家独大”，这样才能让学生用上质量更好的书。

【对话郭初阳】
研究三套教材后，写下“教材批判”

澎湃新闻：你开始关注语文教材编写问题的契机是什么？

郭初阳：2008年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是一本杂志的主编，他让我留心看一下小学语文教材，我关注后发现问题很大。2010年，我和另外两个朋友组建了三个教材研究小组，针对当时通用的三套语文教材（一到六年级）——人教版、北师大版、苏教版进行研究，写了几十万字的研究报告，并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我们觉得当时通用的那几套教材主要有几大缺失，包括经典的缺失、儿童的缺失（或者说童心的缺失）、快乐的缺失，以及事实的缺失。

（从2019年秋季新学期开始）北师大版、苏教版的语文教材已经买不到了，人教（部编版）语文教材一家独大，所以可能不容易听进去批评的意见。

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七年级下册语文教材里有一篇课文叫做《伟大的悲剧》，选自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但《人类群星闪耀时》版本已经多次更新，人教版教材使用的还是三联书店1986年出版的版本。为此我们写过批评的文章，但没有改变。

澎湃新闻：教育部统编本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编写教材的最大难点在于如何“寻求社会最大的共识”，“要尽量考虑到这是一个社会公共产品。一个教材出来后会有各种各样的挑剔和批评。”在面对不同版本时，教材编辑是否也有他们的考量？

郭初阳：比如说我提到的《伟大的悲剧》不存在版本的差异，只是一个版本的更新，为什么到了2016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修订出版的教科书还在用一个1986年的版本？人民教育出版社在编辑教材的过程中，除了鲁迅先生的文本没有任何改动，托尔斯泰、郭沫若、沈从文、萧红的作品，都在原著的基础上做了改动。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怎样的文本会被编入语文教材？

郭初阳：首先是文本的经典性，选入教材的肯定是经典的文本。第二点是匹配度，这篇课文放在这个地方、这个年级、这个单元板块和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是否匹配？第三点是从老师的角度来考虑，即可教性。因为教材是老师来教的，有的东西很好读，但是不太好教，也要从课堂教学的角度来考虑。
据我所知，有些小学语文教材，有的参与教材编写人可能很自然的把自己或者相关朋友的一些作品放进去了，我不太赞成这样的行为。我们经常教育学生说，读文学作品有一个基本标准，不要读活人的作品，这当然是一个太硬的标准了，无非是想强调作品是否可以成为经典，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

“引入市场机制，让教材也能优胜劣汰”

澎湃新闻：最近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插图引发了争议，你在使用语文教材的时候，有遇到插图方面的问题吗？

郭初阳：我重新翻了一遍2019年起小学、初中统一使用的人教版（部编版）小学语文和初中语文教材，发现教材的插图是不统一的，有的配了作者的图片，有的则没有配，一本书里有照片、图画等各种画风。

其实我也不清楚教材里配图的逻辑，比如说茨威格、普希金的作品旁边会有一张作者的照片，但《紫藤萝瀑布》的作者宗璞，《天上的街市》的作者郭沫若的照片就没有。

再比如说七年级下册第19课《外国诗二首》，其中一首是弗罗斯特的《未选择的路》，课文旁边有作者的照片，弗罗斯特的照片配的就不是太妥当。这张图片很容易被误会是著名诗人博尔赫斯，因为后者患有很严重的眼疾，双目近乎失明，晚年时行走不便。所以博尔赫斯中后期的照片典型的特点就是拄着拐杖，以及闭上眼睛。

此外，《未选择的路》是弗罗斯特1915年的作品，那时候他才41岁，但他活到了89岁。一个诗人一生有很多照片，为什么要选用他晚年时期且辨识度模糊的图片呢？

澎湃新闻：类似的配图不太适当的情况多吗？

郭初阳：比如说八年级上册第16课汪曾祺写的《昆明的雨》。文章开头介绍了昆明的雨的特点，并提到一幅他画的写实的画——倒挂着还能开花的仙人掌，后文还提到过昆明的菌子，雨季里的杨梅和缅桂花，引出他想念昆明的雨，回忆了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光。这篇课文配了两幅图，一幅小图是汪曾祺的头像，另一幅大图是一个屋檐下有一扇门，也没有图片的注释，就很难理解这幅图想要表达什么。

出版社可能没有考虑到文章和插图之间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关联，语文老师在课堂上也需要用文章里的插图帮助学生理解课文。

我再举一个例子，八年级下册第九课《桃花源记》，很难得有整页的一幅插图，但是很明显选用这幅插图的人没有理解《桃花源记》这篇课文。因为《桃花源记》里面讲的很清楚，他下船以后，经过一个小洞往里面走，看到的桃花源里面土地平旷，屋舍俨然。但是这个插图，看过去停了一艘船，远处是层层叠叠的山，插图和文章内容是不搭的。

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八年级下册第11课《核舟记》，这篇课文讲一个微雕，在一个小船里雕出了5个人，还有船桨、佛珠、香炉、水壶等物件，那是不是应该直接找到这个文物的图片或者至少找一个仿制品图片作为插图，让学生在阅读的时候能够图文对应，但文章里是没有插图的。

八年级上册第14课茅盾的《白杨礼赞》这篇课文也是没有插图的，南方的很多孩子没有见过白杨树，如果能配一张白杨树的图片是不是更便于阅读？

澎湃新闻：你曾经提到教材的常识性瑕疵。

郭初阳：我们专门做过研究。比如说八年级上册第19课法布尔的一篇文章《蝉》，提到蝉产卵，是用胸部的尖利工具在细的树枝上刺成一排小孔，我们稍微有点生物学常识，就知道产卵怎么会用胸部的工具呢？母蝉的腹部尾端有一根针刺，这才是它的产卵器官，插进树枝里面去产卵。

但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修订出版的教科书语文八年级上册，使用的还是蝉用胸部的尖利工具产卵的版本。法布尔是法国人，我们教材所选的译文版本是从英译本转译过来的，多次转译比较容易出现问题。

澎湃新闻：这些问题，之前你和身边同事有向出版社反馈过吗？

郭初阳：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语文老师，没有通过邮箱反馈过，也不了解内部反馈的渠道。对于一个老师来讲，首先需要文本是可靠的，而不是说有删改的或者是不可靠的；其次，精准的注解、恰当的课后习题布置、友好的配图都非常重要；所以说一个好的教材设计，应当结合教学的过程给老师提供一些帮助。

我刚开始教书的时候是1996年，在浙江杭州，当时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教材，所以我教书的前六年用的是浙教版的教材。2002年开始，又使用了六年人教版的教材，从初一到高三我都教过一轮。
我很希望能够一纲多本，引入一个教材的市场机制，优胜劣汰，这样也能让我们的学生用上质量相对好一点的教材。

生物的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就一个农场而言，如果大面积种植一种单一作物的话，从作物安全来讲是不可靠的。万一来个灾害专门针对玉米或针对小麦，那可能就会颗粒无收。

“学语文，不止语文书”

澎湃新闻：你在讲课的时候，会给同学们纠正课本里的问题吗？

郭初阳：当然，因为课堂是师生一起学习知识和追求真理的过程，教材只是我们所读的文本。文本如果不好的话，我们要发现它的不好，在批评中来提升我们的审美鉴赏力。

人民教育出版社前社长和总编叶圣陶老先生说“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但并不是所有的课堂都会有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考），大部分语文老师把教材奉为经典，不假思索的接受，把错误的东西传递给了学生，那想想是多么让人伤心。

澎湃新闻：你会希望学生把教材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郭初阳：当年我在学校里教书的时候，一周有一半的时间使用语文教材，还有一半的时间有我们自己的阅读内容，比如说我们会阅读《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千家诗》等作品。教材上面的文本我们会以批判的方式有选择地学习，由于我任教的杭州市外国语学校不参加杭州市的中考，教学氛围也相对自由。

澎湃新闻：有没有学生对语文书上的内容提出质疑？

郭初阳：当然有啊，像以前的老教材里有一篇课文是林清玄的《桃花心木》。课文里提到有一片小树林需要浇水，种树人不定期来给小树苗浇水。作者挺奇怪种树人有时候隔很长时间才来浇一次水，种树人告诉他树苗以后要经历风雨，他是在模仿大自然给他们浇水。

初读的时候，会觉得种树人好有智慧，但有学生提出疑问，“树苗本身在户外，不是在温室里面，户外不就是大自然吗？为什么要模仿大自然来浇水呢？”我说对呀，这问题问的很好，但有的老师说你坐下去，不要钻牛角尖。

澎湃新闻：这次受到争议的插图，有的是小朋友的服饰带有其他国家的国旗或品牌元素，作为老师你怎么看呢？

郭初阳：这个我倒觉得不要这么神经过敏，想想新加坡的唐朝是一个多么开放的国度，多么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一个国度。一幅孩子穿着日本品牌T恤的插图，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何必这么小家子气。

（另外几张图）的问题我倒觉得需要严肃对待，（有张）图片里不单单小男孩是个秃头，而且他的前后是两个女孩，小男孩的手放在前面那个小女孩的胸口，我觉得非常不雅。因为它不是一个良好的性教育的态度，恰恰是有一点猥亵的意思。

澎湃新闻：涉事的部分教材距离首次出版已10年左右，在你看来，为什么时隔多年才引发普遍的关注？

郭初阳：我是这么想的，中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大家都非常关心下一代，所以自然地会关心下一代使用的教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家长都会很仔细地去翻那些东西，小朋友们也小，有的时候也不会太留意。现在传播很迅速，可能某一个点爆出来了以后，大家都开始关注这套教材，才发现更多其他的连带问题。

我觉得关于小朋友的容貌及一些不雅的动作，是需要整改的。但是不同的教材引发的新闻事件，要有不同的评判和处理方式。

几年前北师大出了一套儿童性教育的读本，读本里面有男女生殖器的图片，还有性交的图片，有家长看了很吃惊拍照片上传到了论坛上，最后也成为一个新闻事件。

在我看来，北师大那套教材编得非常好，那是一套性教育读本，只是有的家长性教育观念比较落后。我们应当以好的方式坦率地跟小朋友来谈论这个问题。

澎湃新闻：据你观察，教材对学生三观的形成、人格的培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郭初阳：因为学生天天看这几本教材，很多学校还禁止读课外书，所以有的小朋友在读小学之前都很灵光的，口头表达都很好，小学六年看得最多的就是这套教材，反而不及以前有灵性了。

所以我说学语文，迫切需要引入优质的伟大的作品作为我们的教材，有时候没有语文书更好。

比如说我当年教高中的时候，就让大家一起来演《雷雨》，语文教材里面只是节选了《雷雨》的一部分，但是我们通读整本书，并且表演出来了。

要在实践中操练语文能力，在真实的任务中培养语文能力，还有就是让伟大的书和成长中的青少年之间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成为他们成长的营养。否则的话，就单单靠中小学总共24本教科书，小朋友真的会变成“空心人”。这是让人很担忧的一件事情。

语文学科的载体就是语言文字，在教育及帮助学生建立人生观、价值观的时候，语文老师确实更便利，或者说语文老师要做的工作更多，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