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时新闻网

作者：周阳山

自拜登总统上任以来，对华政策方针是既合作又竞争，同时也要避免激烈的冲突。可是，如何管控分歧息争止纷，避免擦枪走火导致战祸，形成另一场“阿富汗之乱”，却是对美国政府与领导人的严峻考验。

近日来，拜登、习近平与普京三位大国领袖分別透过视讯进行双边会谈，涉及中美对抗与两岸危机、俄乌对峙与北约东扩等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高度关切。其中关键之一，是美国如何面对中国的崛起，并应对中俄联手以抗衡美国霸权的新局。

在亨廷顿1996年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对此作过深入探讨，他明白警告，“美国在亚洲的失败，主要源于亚洲经济财富的增长和亚洲国家自信心的增长”。亚洲依赖和从属于西方的旧时代早已过去，而二战后西方占世界经济总量一半、控制联合国，并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局面也已成为历史，西方对东亚的影响力极大幅度的减弱了。

20世纪末，中国的政治领袖重回传统，体认到儒家乃是进步的根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民族主义”诉求正在勃兴！亚洲国家抗拒西方在人权问题上施压的能力也不断增强，并将西方压力视为对主权的侵犯，东方各国应相互扶持，团结合作，除日本仍旧坚持己见、配合美国指令外，东亚与东南亚的合作与复兴已是指日可待。

自2019年新冠肺炎暴发以来，中国大陆与东协（亚细安）及欧盟的双向贸易大幅度增长，分居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前两位；东协各国婉拒美国的“反华”诉求，拒绝选边站，并积极加强对华经贸关系，相对的，中美贸易额却落居第三。特朗普提出的关税制裁不但箝制不了大陆的经贸发展，反而造成美国自伤，不但抬高了物价、激化了通膨，还压抑了消费者的购买力，成为拜登政府的大难题。

亨廷顿指出，亚洲人相信东亚将保持经济快速增长，而且会超过西方，“美国打喷嚏，亚洲就感冒”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亚洲人相信自身的文化明显优于颓废的西方，并坚信价值观和体制的效力，其中包括重视权威、家庭与集体价值，尊重等级制度；保全颜面、避免正面冲突；并强调“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至于西方特別重视的个人权利和利益，反倒居于次要的地位。

对东亚民众来说，成功关键主要是强调集体而非个人利益，唯有强大的社会才真正是普世的。亚洲人倾向于以百年和千年为单位盘算社会的演进，把扩大长远利益放在首要地位。这种认知态度与美国的基本信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人普遍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强调分权制衡、鼓励竞争；而且倾向于忘记过去，集中精力尽可能地扩大眼前的现实利益。

东亚日益增长的自信导致了亚洲普世主义的出现。亨廷顿揭引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于1996 年对欧洲领导人所说的一句话：“亚洲价值是普世价值，欧洲价值只是欧洲人的价值！”这与当前拜登政府坚持西方代表普世价值，刚好相反。

亨廷顿回顾历史，指出“中华文化圈”包括朝鲜、越南、琉球，有时还包括日本。而一个非汉人的“亚洲内陆地带”则包括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突厥人以及藏族。而在其外圈则系由异族构成的“外缘地带”，他们只需要朝贡，并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

据此，当代中华文明圈正以类似的方式建构。杭廷顿指出，这是以汉族地区为核心，包括享有相当自治权的边远省份，以及非汉族所构成的自治区(如西藏、新疆)；在一定条件下以北京为中心的华人社会(包括香港、台湾)；以及一个由华人占人口多数的国家(新加坡)。质言之，这是一个自内而外、层层交叠、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中华文化圈。

中华文化圈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华人世界的文化共性促进了经济参与，成为一个迅速发展的文化和经济实体，并且将逐渐变为政治实体。这是美国人不能不面对的“中国制度”和“中国经验”，也是许多台湾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中华文化共同体”。

究其实，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圈”恰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轴心的“五眼联盟”相似类，反映出在不同文明体系之间迥然相异的价值选择。但迄今为止，美国依然坚持只有他们的价值观才是唯一的选择，而且认定美国依然拥有足够的实力左右亚洲社会的政策与发展。但衡诸现况，这毕竟只是拜登团队的遐想，而亨廷顿当年的预判和警示，却更逼近21世纪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