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死于冠状病毒的人数,超过了二次大战的阵亡人数。冠状病毒的历史性冲击可见一斑,会深刻影响未来10年甚至几十年的国际局势发展。
另一方面,辉瑞公司研发的冠病疫苗已经获得多国政府紧急批准使用,美国莫德纳(Moderna)研发的冠病疫苗也被证明高度有效,已获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紧急使用授权。面对北半球冬季的冠病高发季节,至少出现了“隧道尽头的亮光”。
需要10多年时间的新疫苗研发过程,能够在大半年时间内就成功完成,各国政府的参与至为关键。美国政府早在有成功苗头之前,就投入大量资金,除了巨量订单,主要是承担巨大商业风险,促使商家早日建立大规模生产设施。美国政府还多头下注,投资多家药厂,确保最后至少会有一两家成功。
这一实例说明在关键科技领域,国家投资和调动资源的“举国体制”,有其无法替代的优势。另外也说明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以及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只会越来越重要。
回顾一下历史,可以发现这样的“举国体制”,其实是在上世纪后半叶,美国在科技上领先全球的重要原因。这一“举国体制”的触发因素,是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震动了西方世界。美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除了建立美国宇航局和高级研究计划局(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前身,在1960年代后期最早建立了今天互联网的原型),国会通过了《国防教育法案》,美国大学获得的教育科研经费,在短短七年中增加几乎六倍。
除了国防项目,美国也大力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国会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预算拨款,从1958年到1959年,一年就增加近四倍,到了1968年,国家科学基金会年度预算又增加了3.7倍多,达到5000亿美元。
1980年代以来,奥地利经济学派日益主导美国,历届共和党政府都以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为己任。而且在多次大规模减税之后,再加上人口老化的压力,国防和医保之外的联邦预算越来越少,对科技和教育的开支也相应下降。美国宇航局就是个典型例子。
随着政府投入的减少,在加上近年白人民粹主义的强烈反智倾向,美国早先令人艳羡的科技机构的效能和质量明显滑落。例如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原是疾病防控模范。这次冠病疫情在全美失控,各界普遍认为CDC最初在检测试剂研发上的技术性错误是个关键诱因。再如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这次也在氯喹获得紧急授权上犯错,后来证明无效,不得不尴尬取消。
以我之见,美国目前的反智主义颇有种族主义成分。参加过美国任何科技专业全国年会的人都会看到,美国科学精英中非白人科学家的比例越来越高。特朗普的原白宫高级参谋班农公开抱怨,硅谷大多数公司被南亚裔老板掌控,特朗普政府严厉限制H1B1签证(引进国外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签证)数量,都是例子。
近年来中国经济起飞之外,科技也获得长足进展。在美国上层精英眼中,已经类似当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的威胁。随着拜登胜选,高教育精英获得卷土重来的机会。
但是在目前选民分裂和国家债台高筑的情况下,美国能否重演1960年代用“举国体制”来重振科技发展的历史,令人怀疑。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