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透视

2020年美国大选进入最后关键时期，选战不仅呈现白热化，而且出现了一些奇特甚至诡谲的现象。

其中之一是，世界多个著名的科学杂志，公开发表社论支持选战的一方——前副总统、民主党的拜登，抨击和贬低另一方——竞选连任的共和党现任总统特朗普，并号召选民投票给他们所支持的拜登。

这几个权威的科学杂志是《柳叶刀》《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科学》和《自然》。《柳叶刀》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是全球医学领域的顶尖期刊，《科学》和《自然》是全球综合性科学的一流期刊，他们在全世界的影响力非同凡响。有了他们的背书，拜登的胜选概率会明显提高，而特朗普下台的概率同样也相应增加。

无论这几个科学期刊，对美国大选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都意味着今天科技界已经深深卷入了政治。这对于社会和公众是利大还是弊大，实在是难以评估。但是，有一点是可以预测的，科学如果不是以事实、证据和科学研究结论来影响政治，而是以科学人物、专家或知识分子来影响政治，将会是弊大于利。

无论美国大选的结果，是否能顺遂这四大杂志的意志，结果都会不太妙。如果拜登当选，可以想见的结果是，科技期刊和专业人员干预了政治；而且，一旦拜登上台，未来执政不只是在抗役，而且在其他执政内容方面若并不好，甚至特别糟糕，还不如特朗普，这是对他们号召的民众的背叛，也是对自己的打脸。

反之，如果是特朗普当选，更是对这四大期刊的即刻打脸，因为美国公众从自身的生活状况和现实判断表明，他们肯定特朗普的执政成绩，并愿意让他再执政四年。

意识到这一点，就要弄清为何四大科学期刊一反常态，改变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不深度介入政治的做法。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主编埃里克·鲁宾（Eric Rubin）所称，他们刊登支持拜登的社论，是刊物创刊208年以来第四次全体编辑署名的社论，也是第一篇有关政治和选举的文章。而且，尽管四个期刊的理由各有不同，但大同小异，基本理由是特朗普政府抗疫不力，让美国陷入了巨大的疫情深渊，使美国成为死于冠状病毒人数最多的国家。

比较详尽的理由可以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自然》的社论来说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社论认为，美国的医疗技术、科研水平和生产能力都处于全球领先，但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选择无视甚至诋毁专家，没能实行高效的检测，也没能给医护人员和公众提供足够的防护、口罩，执行保持社交距离等“明确有效”的措施，却被特朗普诋毁为政治手段……

《自然》的社论则指出，在近代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总统试图大规模将科学专业知识，从政府机构中清除出去。特朗普上任后破坏国际合作，退出一系列重要国际组织，尤其是在大流行期间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国内诋毁科学组织，奉行种族歧视，与解决全球挑战的需求背道而驰。

《自然》还表示，特朗普已经无法领导美国，拜登拥有长期的政治合作经验，而且表明了对科学、研究价值的尊重，计划让美国重返一系列环境、卫生组织，履行国家承诺；“因此，《自然》选择支持拜登，并请求选民在11月3日投票给他。”

如果这一切属实，特朗普政府不只是应当被选民抛弃，而且实属“罪大恶极”。但事实是，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并非如四大期刊所指控的那样，或者说并非没有按照科学的防疫规定和原则来做。

在控制传染源方面，特朗普政府于1月31日宣布过旅游禁令，禁止曾在过去两周到过中国的外籍旅客入境美国，措施在2月2日起生效。但是美国的旅游禁令，并不包括海外美国公民和合法居民。特朗普政府的解释是，要把美国公民接回家。这至少说明，特朗普政府并非任由疫情蔓延而不采取措施。

其次，在防疫的一个最具体和细微的做法——戴口罩上，更是四大期刊认定为特朗普的“原罪”之一，而且被认为是科学常识和科学原则，没有被特朗普政府所接受和要求公众执行，从而导致疫情在美国普遍蔓延的重要原因。

事实是，对于是否要戴口罩以及戴口罩的效果如何，科学一直在研究并得出不同的结论。直至2020年3月30日，WHO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迈克·瑞安（Mike Ryan）仍然表示，没有具体证据表明大众戴口罩有好处，如果戴的方法不正确可能还会有反面作用。专家和科学证据的反复，同样会左右政府的政策；特朗普政府也不例外。

再深入探讨，即便是抗疫需要科学事实和证据，但面临一个从未出现过的疫情，科学认识疫情也是由浅入深，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的过程，此前的一些证据和理由，常常会被后来的研究所推翻和证伪，因此抗疫的做法也会前后不一。这不仅体现在抗疫，在生活和工作中，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也都是如此。

冠病药物治疗的探索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氯喹/羟氯喹在治疗新型冠病的进程中，经历了挖掘、肯定、否定和再肯定的困境和无奈，最后被WHO排除在“团结试验”的四种药物之外；而且，就连“团结试验”的四种药物，最终都可能一个一个地全部排除（瑞德西韦、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干扰素β-1a和氯喹/羟氯喹）。

但是，在疫情期间，无论是WHO，还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以及特朗普，都根据全球多个国家的研究结果，分别推荐使用这些药，最后结果还是翻车。这不能说是政府、医疗部门的治疗和抗疫不力，而是科学的认知还不到位。

同时，政府部门的抗疫决策和方针，不会只根据科学的证据，还须要从多个方面来权衡，如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经济增长等因素。因此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国家，以及其他国家，都可能在是否封城、隔离人们，以及是否强制戴口罩等措施上有不同的做法，不能简单地把没有实施这些政策，归咎于政府抗疫不力，并且把大量的患者死亡，归咎于某一届政府。

四大科学期刊深度介入政治，号召人们反对一方支持一方的做法，最大的遗憾或后果是，即便未来产生了相反的不幸后果，他们也无须负责。科学期刊的编辑以为自己代表科学、理性和正确，因此，是上帝的化身，可以由他们来判断谁该成为领导人，并鼓动民众选谁和不选谁。

然而，科学期刊即便所有人员都是专家，也并非能代表科学和正确，因为他们只是一方面的专家，甚至他们也只有判定一篇稿子是否可以在其期刊发表的判断力，而且这个判断力也是由其他专家来充当的，即审稿人。

他们当然可以有对政治人物的好恶和判断，但是，公开号召公众来选谁和抛弃谁，所产生的后果是其无法控制的，也是轻飘飘的。未来如果伤害了社会，他们还可能一笑而过，并无需负责。

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在其《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认为，知识分子不用为自己的理念所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直接负责，哪怕他们的理念造成了上百万人的死亡，影响力越大的知识分子，越是如此。现在四大期刊也是如此。他们会认为，自己手握科学，拥有智力上的优势，特别容易把自己当成上帝——以为自己可以突破能力与理性的限制，却忘记自己作为个体，与其他人一样，在认知上也很有限。

任何一门专业，超出了自己的专业范围，一个人就是小学生。因此，知识分子在参与公共讨论时，与普通公众并无不同，甚至还不如一般公众，能根据对生活的实际认知而更有智慧，更懂得如何选择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体现在民主选举上更是如此。

历史上一些事例已经充分说明。20世纪30年代，英国著名科学家、哲学家罗素面对扩军备战的纳粹德国，主张为了和平，英国应当单方面裁军，以致让英国社会出现了强大的绥靖思潮，结果在后来战争发生的前期，让英国和其他国家一败涂地。

同样是20世纪30年代，哲学家海德格尔不遗余力为纳粹辩护，为种族主义提供理论根据，导致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但是他却不用对这一深重灾难负责。二战结束后，并不妨碍他继续在大学讲课出书，享誉全球。

四大期刊其实要学习的是WHO对于公共事务的态度，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基于科学和人们认知的局限，不可能每一项政策和做法都是对的。在对待特朗普“无视”戴口罩的建议，是否会使他不可避免地感染冠状病毒这一问题时，WHO紧急情况问题执行主任迈克尔·莱恩表示，该机构不对任何个人的风险管理措施或行为发表评论。

让人民根据自己的经验、知识和在现实中生活得好与坏等标准，去选择和判断谁该入主白宫或成为领导人，既是公共问题和政治行为的有益做法，也是避免科学专业机构陷入自己认知误区的最好方式。

作者是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