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时报》社论

洛桑国际管理学院6月（IMD）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台湾竞争力排名全球11名，政府大力宣扬。但7月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城市评比”，台北市从去年34名大幅滑落到75名，金管会除了甩锅给评比机构和对岸的关系以外，没有做出任何深刻检讨，可见民进党政府“报喜不报忧”的心态。

竞争力排名起起伏伏，只是施政参考指标，不需要随短期变动而忧喜，但如果属于长期趋势，就必须警觉。一个国家由盛转衰，其实可以发生的很快；可能是潜在体质不良，突遇极端因素而急速转坏，更多是因为体质恶化在先，到某个关键点后急速呈现。台湾政坛近来爆发一系列违背社会正义事件，暴露了金钱与权力的恶质关系，令人不能不忧心国家体质是否依然健康？

在SOGO经营权案中，六位朝野现任及卸任立委分別收贿200万到2000万元，以公听会施压经济部，更联手修法帮助财团强夺SOGO经营权，其中收贿达2000万元的苏震清，是前立法院长苏嘉全的侄儿。另一件远航掏空案，公营行库董座、总座被检察官认定非法放贷远航张纲维，造成国库损失因而起诉。“绿色御用评审”护航绿媒抢得政府行销案，媒体查出民进党新世代早已透过“内定评审”大量包揽国家标案给“自己人”；苏院长的女儿标得政府设计案，苏嘉全女婿获得台电芳香蜡烛采购案，滥用特权也是一种贪腐。连环爆贪腐案件让台湾仿佛“遍地腥羶、满街狼犬”，成了“贪腐共和国”。

2013年台湾出版了一本译著《国家为何失败》，作者探讨古今中外各国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发现一国成败的关键，在其制度到底是“包容性”或“榨取性”。制度包括政治和经济制度，“包容性政治制度”是指国家推动政策和分配资源的权力，是多元参与而非垄断性的；“包容性经济制度”建立在“包容性政治制度”之上，社会各群体都有参与和分配社会资源的权力，由市场提供公平法律来保障劳动权和私有产权，会诱发个人专注于生产、投资、创新研发，促使市场走向多元开放、催生“创造性的破坏”，国家因而持续成长。若是“榨取性”的制度，就会为维护执政集团的利益而抗拒改变，终于招致失败。

国家失败的案例很多，20世纪最著名者当属阿根廷，21世纪则属委内瑞拉。两个国家都曾经相当富裕，都是因为领导人刚愎自用，过度强调经济自主、劳工福利而打击外资、没收外资资产，导致投资萎缩、经济衰退，进而引发恶性通膨、失业等问题。

观察当前台湾，经济政策尚能执中无偏，但民进党掌握五权后，越来越偏离“包容性制度”─无论是政府用人或政策形成，完全由民进党说了算，对多元意见不知尊重，更未采纳；舍国家专才不用，全用党内或派系同侪；舍外界政策意见，只考虑党内“定型化”观点，产生政策盲点和失误。更令民众痛恨的是，刻意创造政务职位，以公共资源豢养自家选将或附随者，被讥为“吃铜吃铁吃国家”；“公投”中获多数选民支持之提案，拒绝纳入政策；利用网军引导社会舆论，多元意见销声匿迹。

种种作为让政治和经济的“包容性”迅速萎缩，向1930年代二战前的纳粹德国靠拢。这种“非包容性”带来的偏想和偏听，在“三倍券”的发行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刻意排拒前朝发现金的政策，却弄得公务员人仰马翻、人民怨声载道。

蔡政府越来越偏离“包容性制度”，与家族政治现象和选举花费巨大有关，民进党候选人擅于选举行销，宣传需要庞大资金，须依赖财团巨富资助，党政高层在政策选择和执行推动上也偏向财团；围绕政务官和民代身边的助理层级则假藉影响力捞取好处。选举耗费巨大将造成政治参与的“财富鸿沟”问题，一般出身的青年将失去参政机会，这也是近年台湾“家族政治”现象的主要成因。

民进党政府若无能根本处理这些问题，弊病继续发酵，叠加后新冠时代资产价格飙涨、薪水阶级收入减少，贫富差距扩大及两岸关系恶化、国防支出大增、负债攀升，台湾将迈向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