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冷战是中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决定的一系列行事方式相互作用的结果。中美新冷战凸显意识形态冲突，意识形态重返国际舞台。美苏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不是发展中美关系的障碍。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淡化了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冲突，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最终无法避免与美国发生意识形态的冲突。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

美国用自由民主价值观对抗中国，占据西方价值观的道德高地。意识形态成为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的一个武器，其作用有三：

第一，美国矛头直指中国执政党，实质是对抗共产主义。美国政府区分“中共”与“中国”始于副总统彭斯2018年10月4日的对华政策演讲。美国政府用“中共”的称谓取代中国，特朗普用“总书记”的称谓取代“国家主席”，刻意表明美国是在对抗中国执政党。

然后，美国政府把中国执政党描绘成西方价值观的敌人。国务卿蓬佩奥在2019年10月30日的讲话中称，美国“数十年来不惜牺牲美国的价值观、西方的民主、安全和正确的判断力，容忍并鼓励了中国的崛起。”但中国执政党挑战美国、挑战世界，以争取世界上的主导地位。美国如今也意识到了，中国执政党“对美国和美国价值观怀有敌意”。

此后，美国政府区分“中共”与“中国”的思维定式越来越清晰。2020年6月24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表示，美国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误判中共，原因是美国忽视了中共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过去美国不了解中共，是因为没有关注中共的意识形态。奥布莱恩认为，中共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而过去美国政策失误就是对中共意识形态的曲解。

值得一提的是：区分“中共”与“中国”是来自一位华裔智囊余茂春的建议。7月15日《华盛顿时报》发表报道，蓬佩奥身边的华裔顾问余茂春引起舆论的关注。蓬佩奥称赞余茂春是“我团队的核心。这个团队向我建议如何在面对“中共”的挑战时，确保我们保护美国人民并保障我们的自由。”白宫安全副顾问博明认为余茂春是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团队的“宝贵资源”。

余茂春在专访中提到，美国政府自1970年代与北京建交后，美国当局对影响两国方向的能力显得过分自信。美国的失误有两点：第一是未能区分中国人民和中共政权。第二是美国对华政策重大缺陷是政治和政策精英，未能正确衡量北京的弱点和脆弱性，并采取相应的合理对策。实际上，北京偏执地臆想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对抗。

第二，意识形态凝聚美国两党对华共识。美国两党政治极其对立，但在对华政策的取向上高度一致形成共识。这一共识的基础是美国信奉的价值观，捍卫自由民主价值观比反华更能凝聚两党对华共识。

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对媒体表示表示，在中国问题上，美国政府官员没有撒谎，而真正让美国政府担心的是中共的统治方式。戴博说，中共在国际上也越来越好斗，这点不仅让美国担忧，也让其他国家担心。他们甚至要改变国际的认知，用自己的理念在国际上施加影响力，要让世界臣服于中共。中共想用其奉行的共产主义来俘获全世界。我们不应该容忍，而且应该反抗。

基于“反抗”，可以看到以下事实：批评特朗普最积极的美国众院议长、民主党议员佩洛西，在中国问题上从来没有批评过特朗普。参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舒默坚定支持特朗普。他对特朗普说，“如果你要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我支持你。”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与特朗普对立。7月9日拜登公布自己的经济计划，该计划指责中国采取了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其中包括操纵汇率、反竞争性倾销、国有企业滥权、不公平的补贴、产能过剩、盗取知识产权、政府支持的网络间谍活动等。贸易政策专家指出，拜登和特朗普这两位总统竞争者对美中贸易所存在的问题做出了相同的诊断。

第三，美国用意识形态呼唤西方国家与美国结盟，共同对抗中国执政党。6月25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德国发表讲话，呼吁欧洲盟友共同应对中国执政党带来的挑战。他还宣布，美国接受欧盟的提议，成立美国与欧盟有关中国问题的对话机制，并重申，是中国而不是美国，迫使欧盟在自由世界与中国的威权愿景之间做出选择。

英国对华政策因香港国安法迅速逆转。7月14日英国决定排除华为参与5G建设；7月14日媒体透露，英国计划将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部署在太平洋地区；7月19日英国外交部长拉布表示，将对中国政府在新疆采取的政策采取制裁行动；7月20日，英国决定“立即、无限期”暂停与香港的引渡条约。

7月20日蓬佩奥趁热打铁抵达伦敦，与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政府其他官员讨论如何共同应对中国。蓬佩奥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发言：所有致力于自由民主的国家都应该意识到中共的威胁。“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了解这个威胁的联盟”。

英国已成为中美新冷战美国的盟友，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和捷克也都与中国的价值观发生对立和冲撞。基督教文明打造的意识形态是西方国家对抗共产主义的基础。

历史绝对不是简单重演，昔日美苏冷战的意识形态对立，不会简单重现中美新冷战。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依存关系的深化，法国和德国，甚至对中国不满的日本，都不会简单地用意识形态选边站。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纠结，已成为法国和德国对华政策解不开的结，同样也成为华尔街和硅谷解不开的结。中美新冷战比美苏冷战复杂得多。

（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