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点

沪声纸述

酒店房门口地上贴着一条粗粗的黄胶带，上面印着六个醒目的红字：请勿跨出黄线。

这条黄色的警戒线，把我们这些入境中国的隔离人员和外界一割为二。过去14天里，我的一切活动都被局限在黄线里的十几平米空间。每天与外界仅有的几次接触，就是和全副武装的送餐员与防疫员们。

说是接触，其实也就是开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甚至不能和“邻居”同时开门，以免交叉传染。每天早上7时半、中午11时和下午5时，身着全套防护服的酒店员工会上门送餐。餐食营养还算均衡，午餐和晚餐都有两荤两素四个菜，外加一碗汤和一份水果。但由于房间里没有加热设备，如果不在第一时间开动，就得吃冷饭。

酒店不允许点外卖，网购其他生活物品也得经过前台批准。入住时防疫人员就提醒过我们：“大家是来隔离的，不是来度假的，什么需求都要克服一下。那些想要抽烟喝酒的人，正好可以利用这14天戒一下烟瘾和酒瘾。我们之前有过成功案例。”

上午8时半和下午1时，来敲门的则是检测体温的防疫人员。除了每天几次开门时稍微热闹一点，多数时间楼道里都是一片寂静。这家位于市郊的隔离酒店两年前建成，玻璃隔音效果奇佳，连外头高架桥上的车水马龙和铺天盖地的瓢泼雨声都传不进来。

刚入住酒店时，上海还是每日阴雨不断的黄梅天；几天之后出梅了，变成烈日当头的大晴天。但无论窗外是晴是雨，空气是潮湿还是炎热，我都感受不到。人生里大概没有哪个时候，比此刻更接近与世隔绝。

诡异的是，在这两周的独处期间，我并没有像朋友们调侃的那样“享受孤独的宁静”。因为只要一打开手机和电视，就能感受到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心绪也跟着波澜起伏。昨天是中美两国互关领馆，今天是狮城男子涉间谍案，明天是新一波疫情反弹，事态发展一次又一次超出人们的预期。就连见多识广的学者在电话那头也忍不住感叹：“现在太疯狂了，想象不到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隔离结束前夕，我也经历了一场预料之外的虚惊。原本预约在隔离后入住的酒店突然联系我，问我是否有上海当地的手机健康码“随申码”，如果没有，要立即申请，否则不能入住。我手忙脚乱地下载应用软件，但偏偏一再遇到系统故障，无法完成申请。询问对方能否用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和隔离证明作为健康凭证，酒店员工的态度没有丝毫动摇：“我们只认随申码。”

只好硬着头皮取消预订，开始疯狂搜寻新住处，询问对方是否要随申码才能入住，好几家酒店都给出一样的答复。我甚至翻出两年前到上海旅游时住过的民宿，想着住民宅是否就不用查随申码？不料民宿老板拒绝得更直接：“疫情关系，我们不能接待外国人，否则居委会要来查。”

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可以凭核检报告和隔离证明接待我的酒店，避免了刚解除隔离就要流落街头的窘境。抬头一看，已是晚上7时，每天按时吃饭如我，没想到最后还是吃到了一顿冷饭。

这个小插曲又一次提醒我，即便隔离期结束，也不代表生活就能恢复正常。甚至在疫苗研发之后，世界也不会恢复成以往的模样。隔离酒店的服务员，可能已渐渐习惯每天穿防护服上班，不和客人多说一句话；城市居民们接受每天扫码上报行程，以隐私作为通行的代价；跨国机构的员工，是否也做好了随时换工作和搬家的准备？

未来会变得更糟吗？创办“穷人银行”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认为，疫情暴发前的世界已有如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崩盘。疫情反而给了人类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反思财富分配不均、气候变暖和人工智能等问题如何解决。但照现在的情形来看，世界似乎还没有停下脚步反思的余裕。

隔离解除的这天早上，我迈过黄线，踏出房门，终于呼吸到久违的新鲜空气。四面蝉鸣声此起彼伏，阳光挟着热气扑面而来，身旁的年轻女生低声抱怨：“原来外面都这么热了，我还没涂防晒霜呢！”

在黄线里生活的14天，并没有想象中难熬。但如果可以，还是希望它只是难得一遇的特殊体验，而不是变成人人必经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