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弄丢了美国”这个基本之问，是重建美国在对外关系新共识的关键，如果这种根本性的分歧不能够得到弥合，任何其他的努力都不大会有本质的效果。

上述分析的民众的愤怒和精英的焦虑的化解关键在于美国如何重振信心，美国单极全球领导力的战略机遇期定义本身就是一个误认知，而美国发展新型全球领导力的战略机遇期，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大有前途。

关键在于美国自身能否历史性地不夸大不缩小地看待，并且与变化的实际情况相适应做出战略思维的调整，如果调整顺利，美国再次伟大将会成为现实。

首先，美国是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贡献的大国，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并不是美国战略分化瓦解的结果。美国在二战以后能够主导设计构建联合国、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制，这说明美国是一个非常具有创造性力和具有宽广国际情怀的国家。这些机制直到今天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框架制度。

与此同时，美国的战略界并没有预测到冷战的突然结束，这种预测的失灵也让冷战中的遏制战略战略家们，例如布热津斯基，凯南等对于冷战后美国大战略显得更加谨慎。然而，新一代的战略精英们却积极地将苏联的失败，归结于美国自由秩序扩展战略的成功，并想当然地认为这样坚持下去，就会实现单极和平与繁荣。冷战后事实证明，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第二，美国遍布全球的盟友伙伴关系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美国外交工具箱主要在冷战中发展的经历，限制了美国更好使用上述优势的潜力。美国遍布全球的同盟和伙伴网络，无疑是美国外交重要的资源，从历史上来看，还没有哪个大国能够发展如此广泛和持续的网络。

一个积极的案例就是七国集团，这个机制在很长时间内为协调西方发达经济体政策和世界经济稳定做出了贡献。但另一方面，美国的这个网络形成在冷战期间，以遏制苏联是主要目的，而相应的机制设计、思维习惯等都与冷战配套，这些与冷战后的新形势并不契合。

如果美国能够将这个网络的优势，用于引领世界在日程设定、成本分担、政策协调等方面，对应气候变化、能源危机、传染病等全球问题上的话，那么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不仅不会削弱还会强化。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中美关系实际上是美国重新定义国际领导力，以及与世界交往方式的一个重要试验场。特朗普与前任奥巴马实际上共有一个问题意识，即如何在单极秩序不能够实现以及民众对于美国全球领导力支持减退的情况下，重塑美国战略的课题。今年又是美国的大选年，无论谁当选，前面分析的民众的愤怒和精英们的焦虑仍然存在，这就为中美关系带来很大不确定性。

然而，在中国对美国的国内政治很难有直接的影响的情况下，中国能够做的就是如何为美国战略思维转型，提供外部可能的便利环境。美国重新定义“新型全球领导力建构的战略机遇期”的成功，对于中国抓住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很重要。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