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质文化淘汰精英文化

首先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崛起，导致了精英文化淘汰现象。自古至今，愚昧的因素各国都有，要建立人人理性的社会，迄今也纯属乌托邦。作为一个共同体，社会是否理性，关键在于这些愚昧的因素是否浮上台面，主导社会。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产生之前，愚昧因素没有工具把自己呈现出来，更无法成为社会的主流。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大众传媒”实际上是精英传媒，是精英通过这些“传媒”把自己的观点传播给大众。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把此彻底地倒过来了，现实是大众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把他们的观点传播给精英。

在进入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时代以来，人们所希望的文化复兴没有见到，却目睹了文化持续且快速的堕落，而且堕落得毫无底线。这些年来，从前被视为劣质文化的东西，俨然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登上文化舞台。如果以读者量或流量来衡量，这些劣质文化有成为“主流”文化的趋势。

劣质文化淘汰精英文化的过程，也是情绪淘汰理性的过程。这些年来，劣质文化淘汰精英文化的速度令人惊叹。今天的传播管道不是传统所能比拟的。传统依靠笔墨纸砚，现在是电脑和社交媒体。

传统是精英制度，现在是精英淘汰制度。唐诗宋词不能说不是文人精英的精品，解放之前的鲁迅先生也不能说不是精英。但现在很难再出现这样的精英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可以非常有效地把这些精英扼杀在萌芽之中。鲁迅先生写的文章有几个人看？看的人非常有限，因为当时的识字率不高，传播渠道有限，看他文章的人要不是他的粉丝就是他的敌人，但无论是粉丝还是敌人，教育程度都很高，还是文明的。

但现在出不了鲁迅了，因为举报而死。如果有了出格敏感的话，就会即刻遭举报、遭删帖、遭约谈；若不听，则全网封杀。更为重要的是，举报者往往是那些没识几个字、没读过几本书的人，尽管没有人想冒犯他们，可他们一不开心就可以举报，随心所欲。

庸俗而死。与之相关的，如果要有效传播，就要向社交媒体投降，迎合大众的口味，下行。不庸俗、不下流没有出路。

其次，“政治上正确”走过了头。“政治上正确”始终存在，并且具有普世性和不可避免性。“政治上正确”指的是，个人作为群体的一分子，不是处于完全随心所欲的自由状态，而是具有言行的准则和边界。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随着认同政治的深化，“政治上正确”所涵盖的范畴也越来越广。

就国家来说，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都是群体认同最为重要的部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基础。因此，越来越多国家围绕着“民族”和“国家”，具有了越来越多的“政治上正确”观念。

因为认同政治是通过“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而塑造，一旦走过头，就很容易造成把自己道德化而把他者妖魔化的两极化现象。深受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很多人张口闭口“国家利益”和“爱国”，而把不同意见统统视为“不爱国”甚至“卖国”。与此同时，尽管人们并不喜欢他国来妖魔化自己国家，但并不乏巨大的动机去妖魔化他国。

一些人惊叹，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想象、假消息、分析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已经变得如此盛行。对这些“媒体人”来说，说什么、发表什么已经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敢不敢的问题。反智、反外国、反人类，只要能够产生流量，一切皆是可以的。凡是西方支持的就反对；凡是西方反对的就支持。

超越界限就是非理性

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爱国主义，一旦超越边界，就会演变成为非理性。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本意就是要把国家利益最大化，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往往导致国家利益的最小化。在全球化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是国际体系的一部分，国家利益须要放在国际环境中来实现。

如果过分强调自己的利益认同，就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认同。认同政治把“自己”和“他者”区隔开来，但在实际利益层面，“自己”和“他者”是相关的。所以，今天的认同政治也趋向于导致国家间的冲突。

再次，商业民族主义的崛起。经济学家熊皮特（Joseph Schumpeter）曾经相信，民族主义和商业社会不可共存。他认为，民族主义是古老民族情绪的剩余，表现为非理性；而商业代表着理性和计算，所以民族主义情绪会随着商业社会的崛起而退出历史舞台。现实证明他错了。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民主还是非民主，商业社会的崛起不仅没能消减民族主义，反而促成民族主义的崛起。

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不同，商业民族主义认同的并不是“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而是自己的经济利益。一些公司在推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这并不局限于非理性民族主义的传播方面，前面所论及的愚昧文化，更是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盛行起来。一旦情绪和商业结合，就很容易导致非理性文化的泛滥。

在这种总体情况下，中国文化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基本布局：在乡村，文化真空，各种异端邪说横行，其中不乏“邪教”；在三、四线城市，中下层知识分子信奉的是非理性的民粹主义或民族主义；而高端精英集聚的大城市，一些选择沉默，一些选择极端化，更多的文化人迅速下行，要么加入“至道学宫”那样的队伍，要么迎合大众口味。尽管人们相信中国在接近世界舞台中心，但人们的世界观里面越来越没有世界。

这并非人们所希望的一个趋势。如果文化堕落现象继续下去，文化的衰败也不可避免。文化衰败了，国家也就会失去进步的动力。

如何改变和逆转目前的局面？进步出自理性和科学。执政党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扮演最主要的角色。中国共产党早就确立了“三个代表”观，即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最先进的文化和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说，共产党仍然是一个使命性政党，是一个要继续改造社会和取得进步的政党。

在“政治认同”时代，民意变得重要起来。但是，作为一个具有历史使命的执政党，不仅不能以“流量”（读者的多少）来定义和衡量民意，更不能简单地屈服于这样的民意。一个使命性政党仍然要保持落后与进步、野蛮和文明的观念。正如近代以来的历史所显示的，文化的现代性只能通过文化的开放来实现。如何在全球化、开放、商业的条件下塑造一种理性、进步和文明的民族文化，无疑是对执政党的巨大挑战。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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