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内什：身处华盛顿，你会感觉到一个国家正在滑向无休止的与中国对抗，而辩论少得出奇。这种“文明”程度令人不安。

激烈的党派斗争自有其用处。至少，一个分裂的国家可以安慰自己：政府的所有想法无一不经过审查，无一没遭受过反对。审查若是出于部落的恶意，而不是苏格拉底式的寻求真理，可能会变得更加较真。美国目前处于撕裂状态——连日常戴口罩都被搞得政治化——但它避免了相反方向上的同等危险：不加思索的共识。

唯独本世纪最重大的政策除外。身处华盛顿，你会感觉到一个国家正在滑向无休止的与中国对抗，而辩论少得出奇。那些可以被指望争论天空的颜色是什么或2加2等于多少的政客们，现在异口同声地谈论一场超级大国决斗的必要性。在拍得像兰博预告片的竞选广告中，乔•拜登(Joe Biden)只是指责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的对华立场过于柔性。

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其党内也并非是少有的好战者。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敦促总统在关税问题上“坚持强硬立场”，因为“实力是在与中国打交道时胜出的唯一途径”。没人去追问他，哪段历史能为他的这句老生常谈提供证据？或者他会建议总统对哪个国家表现出软弱？不，那将要求展开辩论。当下无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在企业部门都找不到什么辩论的证据，至少在正式记录上是找不到的。学者们更愿意表达他们的疑虑，但他们的数量或影响都不大。

结果是一个很不美国的事物：共识，而且它不仅涉及未来，还越来越多地牵扯到过去。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前，华盛顿充满了辉格党(Whig)式的轻信，永远押注于物质上的好处能让中国变成一个大号的日本或韩国：一个民主国家，一个盟友。按照这一思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是美国促成者们不小心给对手戴上了王冠。

撇开对老布什(George HW Bush)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两位总统的诽谤（前者曾无视北京要求，执意对台军售，后者曾对中国轮胎加征关税）。也撇开有关美国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是自由主义的天真，要么是投入第二次冷战——的想法。就像上世纪40年代那样——当时的说法是美国“失去”了中国，使它落入共产党之手——该思路的前提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现存最古老的文明，随着美国的政策而兴衰。有关它有自己的能动性，有关它在1978年后的改革无论如何都会恢复其地位的说法，在华盛顿成了另类言论。

这一切都不是在祈求“缓和”（苏联时代的用语多么容易回归）。美中之间的斗争也许不仅是可辩解的，而且是注定的。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国际关系理论。一个是正在崛起的强国，另一个是老牌强国；一个是一党制国家，另一个是民主国家：冲突的素材摆在那里。但是有可能在相信这些的同时，仍然对缺乏公共讨论和知名反对者感到不安。即使在冷战初期，也曾有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反对北约。也曾有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20世纪最不知不觉的重要人物——认为“遏制战略”是对他所提建议的一个好战的误读。而这些少数派报告提交时的美国远比今天更为恭顺。

这类声音在当下的缺席令人不安。因为这意味着政策没有经过推敲，也没有通过争辩来经受压力测试。例如，不再清楚的是，美国的不满止步于中国的贸易行为，还是延伸至中国对待本国人民的方式。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和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比特朗普更频繁地提到后者。民主党人则比共和党人更常提到这一点。这种“使命偏离”(mission creep)如果确实存在，将会是相当重要的。经济上的对抗已经够棘手的了。再来一场治理哲学上的对抗，巧妙处理的难度将会高得多。

这一共识的另一个潜在影响是，不同意见正在成为政治上的禁忌。这就涉及到一段不得不提及的阴暗历史。人们忘记了当年麦卡锡主义取得突破与俄罗斯没什么关系，而是因为据称的美国失去中国。美国外交官们当时被本国议员围追堵截（右翼率先掌握了“取消文化”）。当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抛弃渴望打击中国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时，并非所有人都支持由文官领导军方。

华盛顿现在还远没有达到那样的狂热程度。不过，即使按照选举年的标准，不愿说出任何可能被解释为“柔性”言论的态度，也令人关注。美国的终极优势是其公共话语的嘈杂。在中国问题上，它的“文明”程度令人不安。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