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奇的“日常工作”是领导这家耗资60亿美元的研究所，研发出可以结束这场疫情的疫苗。我问他，比较现实地说，研发疫苗需要多久。他表示，他相信“除非出现失误、障碍或是重大挫折”，疫苗可能今年年底前就能出来。这个时间表已被其他专家认为是比较乐观的情况。

美国政府的“曲率极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已经与强生(Johnson & Johnson)、Moderna和Novavax等多家公司合作，为疫苗试验或生产提供资金。这笔资金将会加快疫苗研发进程——但也可能加剧国际社会围绕谁先获得疫苗问题的矛盾。是否因为美国注入了数十亿美元，就应该让美国首先获得疫苗？

“这并不是说我们锁定了市场，”福奇坚称，“我完全赞成推动多个候选疫苗取得成功……世界需要多个成功疫苗，这样不同的公司才能利用它们的资源生产疫苗，使全世界都能获取疫苗，而不仅仅是富裕国家。”

在疫情之前，保护主义势头就在上升。在我采访福奇之后一天，特朗普致函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启动退出该组织的程序，不过我们谈话时此举已在酝酿中。福奇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与世卫组织合作，他认为这是一个“曾经犯过错误”的“不完美组织”——但他不会批评世卫组织在新冠时期的行动，并感慨道，世卫组织与美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实在令人遗憾”。

即使在美国国内，也有人质疑，逾2700万没有医保的美国人能否负担得起疫苗。福奇确信，每个人都能接种疫苗——但是细节还没有确定。

他说：“我们将确保协商出合理的价格。”然而，制药公司认为合理的价格和病人认为自己能够负担的价格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上周，吉利德(Gilead)将新冠药物瑞德西韦(remdesivir)一个疗程在发达国家的价格定为2340美元。华尔街分析师惊讶于吉利德定价如此之低——活动人士则对定价如此之高感到震惊。

当局急急忙忙地给予抗疟疾药物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治疗新冠肺炎的紧急使用授权（尽管存在严重副作用），让一些人担心，针对新冠疫苗的审批也可能仓促完成。羟氯喹的紧急使用授权如今已被撤销。

福奇表示，为了重新获得信任，这一过程必须透明。他对我说，政府已经开始在社区中开展活动，普及疫苗的重要性。他尤其担忧包括拉丁裔、非裔美国人以及美国原住民在内的少数群体，他们更容易感染新冠病毒，但也更不信任政府，“因为他们长期受到当局的不公正对待”。

“我们必须认真地进行普及。因为你不想看到的情况就是一种疫苗保护了暴露风险不高的人群，却没有保护你想要保护的人群。”他说。

福奇吃完了三明治，并表示“不错”。我的青酱柔滑细腻，但我似乎给自己准备了足够两个人吃的量，所以我把盘子推到一边。我喝了一口冰茶，试着忘记自己正坐在卧室里和一位知名科学家对话。

福奇仍去办公室上班——甚至承认自己在第12周的时候戴着口罩请理发师单独给自己理了个发，免得以“长毛怪”的形象出现在电视上——但毫无疑问，他的生活比我们大多数人改变得都大。

他承认对于皮特扮演自己并未做好准备，但他理解为什么会有“福奇热”。“我相信，事实上我敢肯定，在一个非常焦虑的时期，这个国家需要一个人站出来讲真话，我就是讲真话的人。”他解释道。

然而，这个国家有很多地方并不想听真话。一些地区和基层公共卫生官员在反对者发出暴力威胁后辞职。这些反对者视自己为自由斗士，抵制有关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

想到这件事对他的至亲——包括也在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担任护士和生物伦理学家的妻子克里斯蒂娜•格雷迪(Christine Grady)以及三个已成年的女儿——的影响，福奇变得闷闷不乐。“我收到过死亡威胁。我的家人——妻子和孩子——都受到了骚扰。我一度需要接受安全保护。”他说。

这场危机结束后他会退休吗？他说：“当我意识到，或者我身边的人意识到，我的工作状态没有达到满分时，我就会退休。目前，我的精力还相当充沛。”

当他动身前往一场下午举行的新冠肺炎特别工作组简报会——他预计会上将围绕各州的病例激增爆发一场“激烈”讨论——时，他传达了一条毫不掩饰的信息。他想让我知道，这场大流行病真的很严重。COVID-19综合了历次流行病中的最糟糕因素。“一种我们不认识的病毒跨物种从动物跳跃到人身上，它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效率非常高，而且发病率和死亡率相对来说也很高，”他说，“我们如今正身处一场完美风暴之中。”

汉娜•库赫勒(Hannah Kuchler)是英国《金融时报》驻美国医药和生物技术记者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