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冠状病毒疾病最终会在高等教育领域，引发一场姗姗来迟的技术性颠覆吗？在学期中段忽然实施的封锁抗疫措施，迫使全球各大院校，几乎在一夜之间全部转为远程教学。不过，尽管教师和学生一时都难以适应这种快速转变，但它可能会带来一些好处。

跟许多企业一样，大学也纠结于如何重开，并相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英国剑桥大学就宣布，至少在2021年夏季之前，都只会在网上授课。包括斯坦福大学在内的其他学府，则会将现场教学和在线课程相结合，并将学年拉长，以减少任何时候的在校学生人数。

冠病确实对高等教育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冲击。宿舍区空无一人，体育馆门可罗雀，学生也不愿缴交全额学费。对于许多学院和大学而言，因为外国学生（尤其是中国留学生）减少而导致的收入下降，可能会很难熬；许多规模较小、经费不足的学校可能被迫停办。

甚至连那些顶尖大学也面临挑战。密歇根大学预计，到2020年底，因疫情导致的损失可能高达10亿美元；哈佛大学则预计明年收入将减少7.5亿美元。

然而，这场冠病的冲击，最终能否以更低成本为更多人带来更优质的教育？答案将部分取决于大学会否随着疫情逐渐消退，而将相关技术搁置一旁，还是寻求以最佳方式去利用这些技术。鉴于教授、研究生和本科生在课堂内外互动的重要性，这可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挑战。

40年前，当我还是一名研究生时，我确信视频学习（也是当时最热门的技术）将重塑大学教学。我觉得为什么不能让全世界学生都获得最好的讲师和教材，尤其是考虑到在校内面向200个或更多学生的教学，再怎么样也只能提供极为有限的个人互动空间。

可以肯定的是，课堂教学仍将发挥重要作用。教授仍会整理教学材料并回答问题。而且，我当时也并未设想视频课程可以代替小班授课，尽管录制的材料当然也可以应用于那种情景。虽然亲身聆听一堂精彩课程确实令人兴奋，但可靠的录像课程肯定要比平庸的面对面授课要好。

但是，当我们把时间加快了40年后，进展却依然有限。一个原因可能来自于大学的治理体系，教授运行着这些机构，而他们中很少有人愿意走上一条减少对自身服务需求的路径。教授无疑还会担心视频授课，会导致其研究生更难找到工作，而这些充满活力和新鲜想法的研究生生，正是研究的主要动力。

长期以来，人口结构变化一直对大学入学率构成下行压力。即便某些领域（如电脑科学）的教师仍然看到强劲的需求，但对其他许多领域而言，学生人数的下降，肯定会导致人们加大力度，抵制那些节省劳动力的新技术。

然而，最大的障碍也许在于制作可以让学生感觉如同当面授课的高质量视频课程，必须付出极为高昂的成本。即使只制作一堂课供大众消费，也是一个冒险且耗时的做法。而且，由于录制的课程很容易被盗版，因此可能难以收取足够多的学费，来支付制作费用。许多教育类初创企业，其中很多位于我所居住的波士顿地区及其周边，都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但到目前为止，还未能对整个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有理由问一问，为某些领域制作基本的预录，或在线大学讲堂材料的费用（成人教育课程也可以这样做），是否应该由美国政府承担？特别是，非政治性学科的入门在线课程材料，如数学、电脑科学、物理和会计，应该是联邦资助的主要候选科目。

许多其他学科，当然包括我自己所在的经济学领域，也都具有巨大的在线潜力。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如今声言支持大学免学费政策，这使一些教授感到振奋。但与其扩大现有的美国大学系统，由联邦政府资助在线学习，难道不是一种更为公平有效的进步吗？尤其是，这可以帮助到所有年龄段的成年人。

高等教育赋予学生一系列重要的生活技能和领悟，可以帮助他们过上更加丰富充实的生活，也使他们有机会成为更优秀的公民。但我们并不清楚高等教育的所有不同方面，包括技能学习以及社会和智力发展，是否都须要以目前的方式捆绑在一起。学生们须要聚在一起，但不一定每时每刻都要在一起。

几乎每个人都同意，扩大高等教育机会是减轻不平等现象的最佳手段之一，它可以帮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使生产力得到提升。由于当今世界的技术和全球化（如今可能是去全球化），都须要人们具备更强适应能力，甚至可能须要重新培训，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因此扩大高等教育机会也是有必要的。

冠病危机很可能使我们的经济基础，进一步发生快速而深远的变化。但如果疫情也推动了向更优质普遍高等教育的过渡，那我们也就不必畏惧这些变化了。

（作者Kenneth Rogoff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现为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

英文原题：Will Universities Learn from Lockdow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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