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波兰尼的说法，这种自由放任经济哲学的“诞生之初，只是对非官僚主义方法的一种偏好……（然后）演变成一种名副其实的信仰，认定人类的世俗救赎可以通过一个自我调节型市场来实现”。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为自由市场做辩护，但到了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则接受了贫穷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也对经济自由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说到底，在和社会脱嵌之后，经济成了自主的“自然秩序”；因为“自然秩序”是不可改变的，社会必须也只能服从这个“自然秩序”。无疑，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仍然拥有很多信仰者，无论在实践领域还是在理论领域。在实践领域，美国有不少人主张救经济要比救人更重要；在理论领域，1980年代之后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把自由市场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经济自由主义的确推动了经济发展，但社会对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是一个被人们称为“原始资本主义”的阶段，人成为资本的奴隶。社会的惨象在马克思、雨果、狄更斯的作品中得到充分的描述和分析。这也是一个动荡的年代。资本主义的惨无人道性质，导致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

社会主义运动推动了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大转型，而最终造成今天人们在欧洲所见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很显然，这种转型并非经济和资本发展的产物，而是社会斗争的产物。福利社会既照顾了资本的利益，也照顾到社会的利益，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向社会提供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服务。

全球化带来的利弊

社会主义产生在欧洲，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也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大本营。德国最为典型，基本上实现了社会和经济之间的平衡，德国的经济也被称为“社会市场体系”。而作为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直到今天在所有民主国家当中，是最强烈抵制福利社会的。奥巴马总统期间想进行一些具有欧洲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例如针对社会底层的医保改革），但特朗普一上台就废除了。

尽管美国也有向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学习的呼声，实际上也有民主社会主义的需要，但美国仍然是一个资本主导的社会，整个体系围绕着资本的利益运作。这可以解释本文前面所讨论的德国和美国在抗疫行为上的巨大不同。

应当说，西方福利社会并没有实现经济和社会的互相嵌入，而是解决了两者脱嵌所产生的问题，使两者达到一个均衡状态。但1980年代之后数十年的经济全球化，则在更大程度上导致经济和社会的脱嵌。这一波全球化的主要特点，就是资本、技术和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和高度流动。如同上一波，支撑这一波脱嵌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经济和社会在全球层面（超国家层面）的脱嵌，导致各国失去了经济主权。今天，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宣称拥有经济主权。如同经济和社会在主权国家内部的脱嵌，全球化也大大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配置，进而创造了巨量的财富。

结果呢？今天人们都在问：个人在全球化中得到了什么？社会得到了什么？国家得到了什么？答案似乎很清楚，那就是全球化除了产生了极少数富人之外，个人没有得到什么，因为收入和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公；社会没有得到什么，因为中产阶层越来越小，社会越来越分化；国家也没有得到什么，因为国家失去了就业，失去了税收。

冠病疫情则指向所谓的国际劳动分工所带来的生命代价。西方发达经济体都面临医疗物资短缺的问题，这并不是说这些国家没有能力生产医疗物资，而是不生产了。在全球化下，发达国家把很多低附加值的生产线或产业链，搬到劳动力和土地价格都比较便宜、环保要求不高的发展中国家去了。

在和平时期，国际市场可以正常营运，谁都可以从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分工中获得利益。然而，一旦像冠病那样的危机来临，各国政府都转向内部需要，所谓的全球市场甚至区域市场就不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发达国家面临物资紧缺，挽救不了老百姓的生命。

经济和社会可以脱嵌，但社会和政治不可以脱嵌。在民主社会，政治权力来自社会。“一人一票”使得政治和社会互相嵌入更为深刻。那政府如何解决经济和社会脱嵌所带来的问题呢？在全球化状态下，政府没有经济主权，没有任何有效方法来限制资本、技术和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全世界政府联合起来”的设想，但这仅仅是乌托邦，因为很显然政府不是统合世界而是分化世界的主角。

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全球化的方式。当推动全球化的发达国家，因为全球化而挽救不了本国老百姓生命的时候，人们就必须严肃检讨和拷问全球化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人们那么热烈争论全球化的未来。无论这场争论会导向什么样的政策结果，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继续脱嵌，大规模的生命危机还会发生。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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