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状病毒导致一场全球性的人道主义大危机。每天有无数人染病，也有无数生命逝去。从健康到染病再到死亡，这是一个并不长的过程。如果生命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人类智慧的意义就在于拯救生命。不难理解，自冠病疫情暴发以来，人们展开了新一轮的政治制度争论，即哪一种政治制度更能拯救生命，更体现生命的价值。

一直高举自由主义大旗的《经济学人》，2020年2月18日发表一篇题为《类似冠病那样的疫情在非民主国家更为致命》的文章，对1960年以来所有流行病数据的分析发现，“在任何特定的收入水平条件下，民主国家的流行病死亡率似乎都低于非民主国家”。文章说，主要原因是专制政权“不适合处理需要信息自由流动，以及公民与统治者之间需要公开对话的事务”。

《经济学人》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西方的疫情并没有像后来那样严峻。如果在今天，《经济学人》可能要考虑是否可以发表这样的文章了，因为很难有经验证据来支持这样宏大的论断。冠病横行，没有国别的认同，更没有政治制度的认同。

人们且不作民主与非民主国家的比较，例如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比较，这一论断也无法对西方的疫情作出解释。西方民主国家一直被视为言论自由、信息自由流通的典范，而且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先进的医疗和公共卫生体制。这如何解释西方所面临的如此严峻的生命危机呢？

冠病暴露西方国家的问题

当冠病开始在美国大肆流行时，总统特朗普宣称美国是安全的，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体，拥有最强大的医疗体制和数一数二的医疗技术。美国的老百姓则没有感觉到这种安全，因为这个时候能够给老百姓带来安全的是口罩、洗手液、防护服和呼吸机等。在缺乏这些医疗物资的情况下，最强大的经济体也难以为老百姓提供安全。

医疗物资不足是明显的。4月3日，纽约州州长科莫在每日疫情通报会上，向公众展示了目前纽约州紧缺的医用防护用品，呼吁纽约州的制造商转产加速生产，并承诺将为转产的公司提供经济帮助。会上，科莫拿起一个N95口罩说：“令我难以相信的是，在纽约州，在美利坚合众国，我们连这些材料都造不出来，我们都要向中国采购这些材料，我们还互相争抢中国的材料，这些不是什么复杂的材料啊！”

医院病床不足、人工呼吸器不够、前线医疗人员缺乏必要防护设备、底层民众无法负担高额医疗费用，这些都是冠病疫情所暴露的美国问题。

与其他民主国家比较，美国拥有较低的医生、病床与人口比率。美国卫生政策非盈利组织凯撒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每1000人口只有2.6名医生，低于意大利的4名及西班牙的3.9名；虽然美国总体医院员额高于大部分可类比国家，但近半人力并非临床医务人员。

在病床与人口比率方面，美国每1000人只有2.8张病床，这数字虽与加拿大、英国相近，但低于意大利的3.2张与韩国的12张。

美国面临的更大问题是医疗设备、器材的严重不足。在疫情暴发前，全球口罩约一半来自中国，疫情发生后，中国国内口罩需求大增，世界多国也纷纷囤积必要医疗用品；加上美国事前并未针对大流行作准备，国内很快就面临设备器材缺乏的问题。

高昂的医疗费用更是致命的。凯撒家庭基金会检视2018年美国肺炎及相关并发症诊治费用，预估在没有出现并发症的情况下，治疗冠病须花费9700美元（约1万3500新元）左右；但若出现严重并发症，治疗费用或高达2万美元。这个金额对那些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民众来说，难以负担，因此就算疑似染病，也可能因为担心付不出钱，选择不接受筛检治疗，或拖到情况严重才就医。

这种情况不仅可能让一般民众感染风险提高，也会增加冠病重症病患人数，令医院负担更沉重。而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调查，2018年美国高达275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为总人口的8.5%。

不过，并非所有民主国家都像美国那样。例如，德国的情况就截然不同。德国在疫情初期也出现过严峻的情况，医疗物资短缺，还截留了本来应当运往他国的医疗物资。但德国很快就扭转局面。德国的冠病死亡率仅2%，远远低于意大利的13%和西班牙的10%。这里面的因素有很多。英国肯特大学的病毒教授罗斯曼认为，德国死亡率低的一个关键就是早期确诊，因为这样可以阻止疾病传播。德国每天可进行多达10万次病毒检测。

足够的病床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德国的人均医院病床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在经合发展组织（OECD）40个国家中排名第四位。德国每1000人中有8张床位，意大利则为3.2张。德国的医院数量全欧洲第一，大约为1900所。同时，德国的重症监护病房床位大约有2万8000张。

经济和社会的脱嵌

同样是发达的民主国家，为什么美国和德国的情况竟然如此不同呢？人们已经从各个角度来探讨各国抗疫表现的不同，包括不同的抗疫方法、不同的领导能力、不同的治理制度及其能力等。但所有这些解释都忽视了一个结构性的要素，即由全球化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的脱嵌（dis-embedded）。

任何国家，经济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是互相嵌入的，即经济嵌入社会之中，社会也嵌入经济之中。一旦经济和社会脱嵌，或者脱钩，就会危及社会的存在，产生生命危机。

经济本来是社会的内部部分，但自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到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西方社会经历了两次主要的经济与社会脱嵌运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经济被视为一个独立的领域，有其自身的规律，社会和政府无须干预。这是第一波，是经济社会在一个国家内部的脱嵌。1980年代以来则经历了第二波脱嵌，因为全球化，这一波的脱嵌发生在国际层面，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各国失去了经济主权。这一波全球化因此也被称为“超级全球化”。

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大转型》中描述了第一波脱嵌。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发生了两种变化，第一种变化发生在经济领域。工业体系迅速扩张，改变了商业和工业之间的关系。生产涉及大规模的资金投资，生产商不愿意由政府来控制投入供应或产出渠道。与此变化密切相关的第二个变化，则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兴起。作为一套思想体系，经济自由主义相信市场具有自我调节能力，并在此基础上为一系列新的公共政策提供辩护，促进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市场调节。这也就是英国“放任自由”经济学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