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名学者作家周二（7月7日）在哈泼杂志（Harper’smagazine）连署一封名为《有关争议于公开辩论的公开信》。参与联署者不乏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英国小说家拉什迪（SalmanRushdie）、《哈利波特》小说作者罗琳（J.K.Rowling）等，矛头指向当下部份左翼引起的“批斗”现象。

公开信强调“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交流，是自由社会的命脉，但日趋狭窄”。比如信中提到《纽约时报》6月刊登一名共和党参议员支持出兵应对示威的文章，惹舆论炮轰，最终导致评论版主编辞职一事。信中又提到“记者被禁止发表某些主题的文章”、“教授因在课堂上引用文学作品而受到调查”，让联署者担心这种持不同意见就会被抨击、抵制甚至影响事业生活的风气会加深“辩论的局限性”，让社会失去“冒险甚至犯错误的空间”，不利于多元讨论。这种现象又被称为“封杀文化”（cancelculture），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青年高峰会上就曾反对这种现象，认为“封杀文化”会製造网络对立，加剧选边站的风气。

“封杀文化”现象，有别于单纯反对别人的观点。“封杀文化”现象中，人们不只是表达不赞同，更形成了摧毁性的抨击与抵制，已经不是表达不赞同，而是在“惩罚”异见者。不难想像，当作家、艺术家和新闻记者又或是网络KOL等发表偏离大众共识的作品后，将遭受人身攻击、生计威胁时，无疑会增加他们在发表意见前自我审查的可能。

先标签、后禁言

言论自由当然有界线，但“封杀文化”却被一些人视为政治正确过头。除此外，美国非裔男子弗洛伊德（GeorgeFloyd）在警方执法后死亡，呼吁种族平等的“政治正确”示威愈见广泛激烈，甚至连探险家哥伦布、英国首相邱吉尔，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印度圣雄甘地等雕塑均遭涂鸦或损毁，亦令政治正确是否过度的疑问再次聚焦。

不少人提出，随著标榜进步价值、多元包容的左翼话语权不断增加，左翼反而形成一种令人窒息的言论空间。然而正如面对少数族裔一样，重点不应在于人数多寡，而在于他们的言论空间有否得到保障。也即是说，警惕政治正确过度的重点应在于拒绝粗暴地为他人贴上负面标籤，然后剥夺他们的发言权。比如简单地将支持女性化妆等同歧视女性，支持《乱世佳人》就是支持种族主义等，也是粗暴的标签，窒碍有意义的讨论。

部分人容易给对方贴上负面标签、难以接受多元讨论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反方的观点会加深现实的压迫。比如支持女性拥有合法堕胎权的人，可能会认为反对这种权利的保守派加深了女性的身体不自主。又比如一些种族平权人士会认为种族主义者的言论本身已经是对少数族裔的压迫的一部分。但社会需要的思考，若言论并不涉及仇恨、暴力等红线时，上述压迫是否存在？又或者是否要通过灭声的方法，禁止他们表达异见？

自由讨论的是否有边界，边界又在何处，或许是社会恆久讨论的难题。但几可确定的是，以自由主义之名而标签为对立者、纵容“封杀文化”的话，也有可能反过来违背了自由社会的精神。毕竟在追求多元、文明的路上，“我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