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迟缓和社会灾难，正是由于应用了这一社会革命与经济发展相混淆的谬误学说，导致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滞后于经济发展要求，而成为经济发展的束缚乃至阻碍。一个显著的例证是，如果没有当年安徽小岗村人因被饥饿所逼而不顾生死地实行包干到户的底层农民自发改革壮举，就不会有及时启动当时的中国农村和农业体制改革。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按人民币计算，台湾工人人均工资过万，美国工人人均工资超过2.5万，而西欧与北欧等国家则自战后便已开始步入了在“三U”（普享性Universality、统一性Unity、均一性Uniformity）原则下的社会治理相对完善的福利国家。但在中国，深圳等沿海地区合资厂工人人均也就4、5百，内地人均1、2百。常言道：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货币（供应量）是社会财富的一般等价物与直接反映，除去不正常的通货膨胀，社会财富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生产力则取决于社会发展体制。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在西欧，随着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社会分工细化，新航路开辟，新大陆发现，形成了世界性市场，资本张开了血盆大口，奔赴全球追逐利润，劳动力（产业工人）成了在资本奴役下生产利润的生物机械。“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共产党宣言》语）。马克思诅咒：“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资本主义生产与分配方式，经过400多年间一系列政治、经济与社会福利配置改革，经历了欧洲启蒙、社会主义运动的冲击和反思，优化了权力制衡、立法、司法公正、新闻（言论）自由等社会公共治理运行机制，现已成为了最有利于社会生产力要素全面迸发与调节的社会发展机制，实际上也是人类社会无法逾越的一个发展阶段。相反，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经历的社会（共产）主义运动，只是人类发展与探索进程中的一个岔道或者一段插曲，这一事实人们已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

威权、命令思维已经与时代发展进程严重抵牾。社会发展、国家治理、民族强大，惟有建基于民主对话共治机制与法治原则，激活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产活力，方是根本。现代国家之间的竞争，关键取决于国家治理能力的竞争。时代发展至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根本要求，是民主政治基础上的职能和服务，而绝不可能单纯依靠拥权自威的命令和垄断。

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毫无疑问是人类社会治理探索迄今最为成功而可行的社会治理体制。民主政治，并非意味着利益均等，更非能力均等，但必须有不分体制内外的社会参与机会上的一体均等。则必须实现“六个全面地”：全面地民主政治，全面地法治国家，全面地市场经济，全面地司法独立和公正，全面地新闻及媒体独立和自由，全面地思想、言论、出版与结社自由。这“六个全面地”是释放全社会生产力的惟一可行正道，也是中国治理现代化的必然之途。

现代社会和国家治理的基准，是把自由还给人民，还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以自由为核心组建社会与国家秩序，而惟有用法律规范予以制约社会和国家的运行。

实际上，资本主义与社会（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人类自由主义追求理想的两个不同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选择了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作为自己实现自由的有效工具，社会主义则因为其鼻祖马克思首先缺乏其有效实现手段的系统思考与探索，以至于有实现工具的重大缺失，而无奈之下不得不向资本主义取经、借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最终必然殊途同归，走向共建、共治、共商、共享，走向全球治理一体化、现代化。

现在，在中共党内的各层级理论队伍及领导层内，已经严重缺乏能有对于人类重大社科原理予以正本清源、超前思想与开创的卓越人才，已经有严重匮乏具有重大普世价值品格的先进的开放性的实践治理与决策思想。但是，中华民族人才济济，这并不等于国中（包括定居海外的中国人）没有。

近年，许多中外官方及学者都热衷于谈论中国崛起与其现有政制之间的关系，把发展归效于现有政制。其实，中国的崛起关键在于二个要素：一、中央集权（这与西方民主政治及其法治体制相区分）；二、引入西方市场经济而改为混合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是，包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引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观在内，引入了市场经济，引入了公司（经济主体）登记制度，从而激活了一大部分的国民生产力、创造力，便而导致了国家综合实力的迅速上升。那么，我们可以思考与此相关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中国实现了全面民主政治、全面法治国家与全面市场经济，近14亿人的内在生产力与创造力得到自由、充分地激发，中国会怎样？可以想象，那将是世界经济的重大推动力与贡献者，自然也是中华民族本身蓬勃向前的美好景象。

美国通过贸易战、香港法案、台湾法案、新疆法案、金融制裁、学术限制、军事威逼、5G技术和科技抵制，施加于中国的压强空前，美国意在把中国的发展挤压到无路可退的墙角---主要依靠国内（大陆内地）的人口基数及市场。这对于中国国家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现代化进程，提出了尤其迫切的要求。

中国的崛起，既是一个现在时（Present tense），也必然会是一个将来时（Future tense）。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以一种什么姿态崛起或者说怀有一种什么样的全球观。中美贸易战是否有可能最终产生这样一种趋势：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体的中国经济，在以私有经济为主体的美国经济强力推进下加快全面市场化，继而由此倒逼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国家治理现代化？若此，中美贸易战将成为中国崛起的重要催化剂。

全球背景当下，尽管中国的军事崛起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实现国家统一、制约美国霸权与有关军事威胁必不可少，但如果过于强化军事能力或者走上军事强权威慑之路，则未必会是一条正确的国家发展之路。这势必会加剧在亚洲及全球的军事竞争与对峙，而为未来全球治理正道设下障碍。中国应当既要强化军事能力，又要反对军事威慑，最终消灭在全球的军事存在。或者说：以毒攻毒，最终至于无毒。中国必须建立富而不奢、强而不霸、与人类祸福共进退的先进社会发展机制与人文环境，致力于在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亚洲大国建立现代人类福利国家典范而辐射全球。如果说，“共产主义”是确有值得务实期待的制度愿景，那么，那样的未来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

中国首先需要充分依靠自己，优化、升级国家治理引擎，尤其实现在孔子之后、马克思之上的哲学思想品格跃升；其次，离不开各国，从全球获得不竭发展资源和动力。如何与各国洽处，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必不可或缺的内涵。中国惟有在国家治理意识形态适用上择其善者而从之，才能使自身与各国间的治理和发展相融洽，并为自身切实具备可持续影响力开辟宽阔通道。

（作者：北京政治哲学学者、牛津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领导力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