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说过这么一句话:“美中之间的决定性竞争更可能是经济和社会竞争，而不是军事竞争。”他是指，中美之间的对立和竞争更大的可能会是在经济发展与国家治理层面上，而不是发生有你没我的军事对抗，军事可能只是一种辅助工具。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于2013年11月由18届3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而系统地提出来的。这个《决定》启动了中国社会治理的深度变革。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指向究竟是什么，迄今仍未有作具体量化。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国家建设总体规划：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的国家治理与国家发展目标的设定，最宜根据人类发展大局审时度势，与时俱进，更不宜故步自封、固执己见。中国必须也只有在与各国现实相处、相应中发展自我，追求成就和幸福。

现在中国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体制转型这样的基础性议题。全球知名管理咨询智库麦肯锡发表2019《中国与世界》报告指出：中国作为经济大国，虽然拥有庞大的经济体量，但中国经济仍然尚未全方位实现与世界融合，绝大部分营收来自本国市场，国际企业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仍然要面对运营与监管方面冗杂因素的掣肘，跨境数据流规模仍然较为有限。

中国的国家治理,在过往漫长历史进程中,长期处于由下而上与由上而下的被动循环交织之中。由下而上是民众逼迫政府进行改革乃至通过社会革命更换政府，比如孙中山对于清王朝的推翻与毛泽东对于中华民国政权的取代；由上而下是由政府发出社会治理命令与对民众进行辖治，漫长专制社会的治理建制无不如是。这两种社会运行范式，皆十分被动而严重缺失社会政治共识。中国必须从根本上跳出这一周期循环，建立社会治理全面良性互动的可持续发展形态。

中国社会治理，继续面临人才发现和使用的自由竞出应用体制与法治社会建构深度自我革命的主题。对于社会治理民主共识畅通运行机制的基础性建设与权力监督和制约的深度自我革命，尤其紧迫。由于对将大量优秀人才阻隔在体制之外而任其不能为国家发展效力的人事体制与畅通形成社会民主治理政治共识运行机制建设的改革的迟缓，导致产生人才和社会资源浪费重大与社会矛盾内生和消极性内耗的危机，不可低估。人才空耗、资源浪费、效率低下、腐败滋生等现象依然十分严重，国家综合实力强起速度远不能满足民众对于民族崛起的迫切要求。

民主与法治方式的治理应用，在人类社会的探索已历经5000多年，甚至更加悠远。原始意义上，从氏族公社开始，就有民主自治机制。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必然首先以物质生活为基础，而从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分配开始。人类作为一种主要有赖群居生活的命运联结体，伴随着私有制与专制的出现，法治的产生成为必然。由此，民主政治与法则治理成为了人类社会这趟整体列车得以正常行驶并可持续驶向远方缺一不可的两条轨道。但在这趟列车上的有的乘客，尤其是那些“驾驶者”，并非始终愿意重视这两条轨道铺设的关键作用，甚至根本就不想始终行使于轨道之上，不时就想去拆卸掉其中一条，甚至荒唐地试图将两条都拆掉，以为这趟列车可以任由其随心所欲地驾驶。

从封建专制社会向自由资本主义过渡时期，主要社会物质财富被聚集到少数资本家手中，产生了大量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产业工人（无产者）。马克思作为一个出类拔萃的社会学家自然敏锐地洞察到了无产者必然具有最为坚决、彻底的社会革命要求，他们虽然不知自己为何沦为无产者，但毫无疑问最希望改革社会的分配方式，获得理想的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由此发端。

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通过社会革命获得的无产阶级政权及其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让无产阶级当家作了主人而有扬眉吐气之外，并没有能够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和良好社会财富。相反，贫困与社会矛盾和危机接踵而至。从东欧、前苏联、古巴、越南到朝鲜，无不经历深重的社会贫困和发展危机。而且，改头换面之后更加隐蔽的与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那样的毫无二致的政治压迫和阶级剥削，又依然从新出现。广大社会主义国家在被迫无奈之下，无不纷纷选择走上包括移植相关法律制度在内的进行对于社会主义自身的深度改革与向资本主义体制的开放（转变）。

马恩学说的主要功能，并非是一个致力于治理社会、国家与发展生产力的理论，而只是一个发动社会革命（夺取政权与维护阶级统治）的学说。这是这个学说最本质的所在。美国“马克思学”著名学者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性变革的一大力量，可以振奋世界上受压迫的人”。包括剩余价值理论在内的整个马学理论体系，已受到了包括欧美“马克思学”研究人员在内的全球无意识形态偏执的马学理论工作者的普遍性质疑乃至有根本性否定。马克思本人在后来也认识到：个别资本家有可能通过垄断性的市场力量、技术性优势或者对外不平等交换增加利润（他已经因此而否定了自己早先主张的剩余价值理论）。

凡社会主义国家在应对社会发展和人民诉求上，无不是捉襟见肘、穷于被动应付，或者拆之东墙补于西墙。该学说的其中一个致命弱项在于宣扬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过分强调社会的阶级矛盾、对立和斗争，弱于关切人和社会作为一个命运联结体的共同发展的客观本质。该学说完全疏忽于无论是现在的阶级存在或者生产力发展水平，无不是动态、发展着的，而绝不是处于静态的。确切地说，“社会主义”只适宜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由无产者反抗资产者的过程中，而获得了政治领导权的无产者，将迅速地转变为新的资产者而迫不及待地开始行使作为资产者的权利。

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后不到两年，及时发现了这个理论的重大谬误和缺陷，立即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渡到具有市场经济成分的“新经济政策”。日本在亚洲率先从欧洲引入社会主义学说，很快发现这套学说不利于社会发展，便立即予以丢弃。在中国，20世纪初，有几个既未有对整个马恩学说理论予以系统消化，尤也未能对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予以精深思考的早期学者（社会改革家），几乎可以说是囫囵吞枣地将马恩学说其中的国家（暴力革命）理论与经济理论混为了一谈，生吞活剥，一知半解，却主观地以为其中已经有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便匆匆地迈向了与资本主义分道扬镳的“社会主义”征程，从而造成了在中国的凡社会主义国家都曾有过共同遭受的于20世纪50年代建国之后长时期里的社会发展重大挫折。

纵观１７世纪以降资本主义发展史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社会主义运动（国际共运）史，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方式从未在人类社会主流进程中弱化，相反社会主义运动始终处于被动和逆生的人为政治或者意识形态斗争之中。社会（共产）主义理念的社会建构主张，固然是人类对于公平、正义秩序所向往，但社会机会的公平并不能代替且解决发展能力不均等这一现实，从而导致社会（共产）主义学说成了一个与人性本质相搏斗而始终无法战胜之的美好憧憬。或者说，只是一厢情愿。

经济基础（马克思：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表面上看有道理，但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建基于事物发展根本逻辑的半山腰理论，是一个颠倒了根本秩序的谬误理论架构。人类发展进程已经证实，能够决定社会生产力与经济基础的恰恰是一个社会的治理体制或者说上层建筑。现代政治学通过比较和实证分析认为，在国家政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不同政制将产生不同的国家贫富和发展品质，国家贫富与发展快慢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制。简单地表述，就是：有什么样的国家体制，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