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们普遍认为，西方自由主义再一次面临严峻的内外部威胁。内部的威胁来自民主治理的失效甚至失败，表现在抗疫不力、遍布各国的“黑命贵”（BLM）运动、党争、“权威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领袖的崛起、各种激进左右派思潮和势力的复兴等各个方面。而中国模式的崛起，则被视为是对自由主义的外部威胁。

中国在过去数十年间不仅造就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而且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中国所发展出来的制度体系，则是建立在自己的文化和文明之上的。并且在国际层面，这套制度体系开始为他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关切。尽管中国本身并没有意图，要在国际社会输出自己的制度体系，但西方还是感觉到了制度竞争的压力。

近代以来，自由主义一直主导西方世界，是西方的主体政治思想。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都把近代以来的各种成功，归诸于自由主义的崛起。对西方世界来说，自由主义就是西方核心价值观中的核心。在其产生以来，西方世界花费了最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来发展、维持和扩散自由主义，保护自由主义免遭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和威胁。

的确，自由主义始终是在与其他“主义”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冷战之前有西方内部的各种主义，尤其是法西斯主义；冷战期间，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被视为是对自由主义的最大外部威胁。

不管自由主义辩护者的说辞如何，实际上，自由主义的最大威胁始终是来自自身的逻辑，无论是理论逻辑还是实践逻辑。法西斯主义是西方国家内生的，并且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的背景也是自由主义，即法西斯主义是通过选举和人民主权登上历史舞台的。冷战期间苏联共产主义也从来没有对自由主义构成过真正的威胁；相反，西方内部则以此为名，对内部的异端力量进行整治压制，尤其表现在美国的麦卡锡主义上。

自由主义的威胁和危机

那么，自由主义本身的逻辑如何导向自由主义今天的危机的呢？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而自由的核心又是个人自治。但自由主义对个人自治无限制的追求，导致了社会大众最终失去了自由。顾名思义，在自由主义那里，一个社会的单元就是个人。但“个人单元”并不是事实，而是假设。人是社会的动物，生于社会，长于社会，没有人可以完全和社会分离开来。人是社会群体的内在部分，这是人的优势。在法国思想家托克维耶尔（Alexis de Tocqueville）那里，人的价值就在于其社会性。因此，托克维耶尔所强调的并非个人自治，而是社会的自治，社会群体的自治。

尽管托克维耶尔也是西方自由主义者，但其对人的集体性的强调，并非西方自由主义的主流。自由主义的主流强调，个人要从所有一切制约中解放出来，实现完全的自由，包括所有的传统制度、规范和价值观。对自由主义来说，个人唯一须要受到的制约就是国家的法律；除了法律，没有任何其他因素可以制约个人，也不应当对个人构成制约。

但即使是法律，对自由主义者来说也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妥协了，因为没有法律，个人就会变得无法无天。实际上，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也是反对法律的制约的。结果，当个人的行为不受任何社会规范制约的时候，法律成为了唯一的制约。但法律意味着什么？法律代表着国家，法律的扩张代表着国家权力的扩张。这就使得自由主义走向了自由主义的反面，因为自由主义的“初心”就是要制约国家权力。

托克维耶尔强调，自由存在于从家庭到国家之间众多的社会团体（或者今天所说的市民社会）；或者说，自由意味着所有这些团体的自治。但当所有这些“市民社会”消失的时候，自由和自治也随着消失。不过，这种“消失”是自由主义本身的内在逻辑所致，因为自由意味着个人逃避来自所有这些团体的制约。

在市场方面更是如此。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到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自由主义提倡的是市场的完全自由。完全的自由意味着须要打破所有对市场的人为设置的边界。市场就是没有任何边界。随着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发展，市场打破了原来的地方化的封建边界。全球化则赋权市场打破国家的边界。到了自自由主义经济学那里，自由意味着市场免于来自政府的所有干预。

很显然，国家权力和市场权力的无限度扩张，使得个人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在市场面前“原子化”了。从表面上看，因为在个人与国家和市场之间毫无边界了，个人的权力得到了无限的扩张，但实际上无论是国家还是市场，都已经置个人于毫无力量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