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上周二（6月30日），《香港国安法》获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特区政府随即于当晚公布条文并刊宪生效。翌日，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铺天盖地以“香港已死”为题，指斥《香港国安法》破坏“一国两制”，充满先入为主的政治偏见。年初冠病疫情于武汉爆发时，西方媒体同样大做文章，认为如果病毒出现在民主社会，其制度足以控制疫情。后来的事实却是，欧美国家纵有中国的前车之鉴，却对病毒掉以轻心，不仅无法避免疫情在自己境内大爆发，甚至远比中国的情况严重。这证明意识形态挂帅的偏见之肤浅，狠狠打了这些媒体一巴掌，而若根据它们的理论，香港这个“不民主”的地方恐怕亦只会成为疫情重灾区，结果却让它们自惭形秽。再久远一点，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时，西方主流媒体就曾预言“香港已死”，结果香港不但没有死，还好好地“活”到当下，好让这些西方媒体“再次谋杀”。

诚然，由传出《香港国安法》立法消息至生效，不过短短约一个月，一切来得非常快速，既为香港的社会运动淋下一盆刺骨的冰水，也带来难以估计的政治震慑力。加上反修例运动下社会经历过异常亢奋后显露疲态，可以想像未来一段时间，不少香港人会对政治理念感到气馁和灰心，甚至选择不闻不问做“港猪”。然而，我们不认为《香港国安法》是要夺去港人议政的空间，也不相信香港的政治参与空间会就此消失。不过，这盆冰水无疑也让香港社会有一个静下来的机会，大家应该藉此好好回顾过往社会运动的得失，思考如何重新在符合“一国两制”政治伦理的框架下发展香港的民主制度。

社运回归初衷　港独梦该醒来

回想香港的社会运动，无论是回归前或是回归后，很大程度上也是以追求社会和经济的公平正义为目的。半个世纪前，香港爆发“六七暴动”，其猛烈与暴力之程度绝不亚于反修例运动。它表面上是因为文革时内地左派煽动而起，但究其本末，推动这么多人参与抗争的原因不独于此。当时香港人口增长过于迅速，不少低下阶层生活环境恶劣，将生活上的怒火以武力宣洩出来。港英政府在镇压之后任命麦理浩为港督，推行包括大建公屋、改善社区建设和福利待遇等一系列的民生政策改革，才得以将社会问题渐渐缓解，消除管治危机。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数十年，香港人生活安定，加上受惠于经济快速发展带来各种上流机会，大部份香港人鲜有对政治不满，社会运动自然欠缺大众支持。上一代港人常被批评为“港猪”，并非没有客观原因。回归后，表面的风光延续了一段时间，但香港经历几次重大冲击后，经济结构失衡的积弊逐步暴露，2008年的金融海啸带来的变化尤为明显。其时为了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各大主要经济体纷纷开动印钞机，以致全球资金水浸，造就资金泡沫，也激化了原来就不健康的产业与分配结构。虽然一边厢，香港的金融业水涨船高，然而在纸醉金迷的繁华背后，低下阶层的生活愈发贫困，社会矛盾更形突出。政府没有远见和智慧推行相应的政策应对严重的社会和经济不公，令民怨渐渐积累。

2010年代后，香港的本土主义之所以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很多人面对工资远追不上楼价飞腾、阶级流动停滞等社会经济问题而产生自卫意识。今日一些年轻人铤而走险支持本土主义，甚至走上“港独”和暴力抗争歧途，而年轻群体正是这个畸型社会结构的重灾区。他们对社会不公忿忿不平，渴望通过自己的力量改变未来。故此，“本土”代表的并不只是一种乡土情意结，也是对社会不公的反抗。

本土主义和社会运动追求“普选”，并非只执着于选举的形式，而是认为这可以解决民生困苦。近年本土主义如星火燎原，正是这种社会不公长期无法改变的结果。再加上港府施政失当，建制派又甘愿当“保皇党”，甚至到处为既得利益阶层护航，致使香港浪费改革社会、平息民怨的关键时间。于是有部份人认为一直以来“和理非”的抗争手法无效，以致令本土主义逐步演变成“港独是唯一出路”，渐渐将社会运动引到当下的极端形态。然而，“港独”真的是唯一出路吗？港英政府统治香港百多年，从来都没有真正给予香港民主，但社会运动参与者没有提出“港独”；早年的民主运动领袖，如司徒华、李柱铭等人抗争了多年，也没有因此而放弃和平理性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