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其他金融机构也应发挥各自所长，协助解决“新基建”项目资金不足的问题。在符合相关政策和法规的前提下，信托机构可以针对单个项目设立信托计划或投资基金，通过较长期的债权资金，将社会资本有目的性地引流至“新基建”领域。另一方面，信托机构可以与保险机构“强强联手”，利用险资成本较低、有利于中长期的投资等特点，以解决项目建设期限过长，而投资资金难以匹配的棘手问题。

据统计，目前已登陆科创板的上市公司主要从事的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型材料和高端制造产业，从事新一代信息技术公司的占比更是高达45%。4月27日，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通过此轮改革，创业板也将借鉴科创板试点注册制的成功做法，使上市门槛各加多元，交易机制更加灵活。未来证券机构应鼓励和帮助更多具有“科技+基建”属性、真正具备发展前景的企业根据自身特点和行业性质在两板上市，使其能够直接吸引并利用各类投资者（机构或个人）的资金。

4月30日，中国证监会联合发改委发布了《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这无疑是“新基建”拓宽融资渠道的一次创新性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大规模的存量不动产资产，特别是基础设施资产。这类资产占用资金量大、流动性差、亟须盘活，而REITs作为一种资产融资模式（非债务融资），能够在不增加债务杠杆率的情况下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非常理想的载体。可以说，REITs是不动产从增量时代进入存量时代的必然选择。

另一方面，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基础设施投资的收益率较低，而近期国内无风险利率大幅下行，这使得REITs具备了经济意义上的可行性。同时，REITs为金融市场提供了介于传统股票和债券之间的一种新型产品，有利于将民间储蓄转化为投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金紧张的问题。然而，在REITs的实操环节存在着基础设施估值以及相关的法律、税收和风险等问题，这需要提前规划并妥善处理。

公私合作是重要基建工具

三、完善和创新公私合作（PPP）模式。由于“新基建”属于相对较新的领域，相关的产业特点、商业模式、投融资需求、资金用途等尚未完全明确，加上之前“四万亿”计划下的一些失败案例，导致社会资本对于投资“新基建”项目仍持保守和谨慎的态度。

自冠病疫情暴发以来，中国财政部一连下发了四份有关PPP的文件。这一系列文件确立了PPP仍将是中国基础设施投融资的重要政策工具的地位，也有助于完善PPP项目的法治环境。

目前，大部分“新基建”项目（数据中心、5G、物联网等）实际上是产业互联、智能城市、区块链等大规模、长周期项目的起步和基础环节，投融资需求将持续旺盛。不过，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一些“新基建”项目很难通过市场竞争直接实现收益，这需要各级政府进行主导和支持。然而，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陆续出现了一些不规范的伪PPP项目，某些地方政府通过向社会资本方承诺“保底”收益，承担社会资本方投资本金损失等一系列违规操作，变相举债，增加了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

因此，在“新基建”的PPP项目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须对自身财政状况进行准确且客观的评估，对可用于“新基建”项目的资金量进行摸底，减少盲目性投资。此外，地方政府应针对特定的“新基建”项目，设计出透明且合规的财政支出路径，保障PPP项目的顺利实施。

四、放宽限制，吸引国外资金参与“新基建”。今年4月1日起，中国境内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正式取消；5月7日，针对已实行多年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QFII），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明确并简化了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要求，进一步便利境外投资者参与中国的金融市场。

上述新规使中国市场的“避风港”作用更加凸显，能够吸引更多境外合格投资者在中国布局并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目前，境外资金通过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入境的情况显著增加。

在此轮“新基建”的大背景下，QFLP可以进一步放开基建领域投资的市场准入政策，适当提高QFLP基金参与投资实体项目的便利化程度，减少境外资本参与项目的成本，疏通资金流出渠道，促进更多境外资金驰援“新基建”项目。

作者是香港天大研究院研究员